“行道之儒”的登场与清代儒学的制度化——以范仲淹从祀孔庙为中心

孔庙从祀制度秉承“崇德报功”的原则,意在表彰孔门弟子及后世儒家接续儒学“道统”者。清代以前,从祀孔庙者多为“传道”“明道”之儒,以其道德文章名世。宋儒范仲淹是清代新增从祀孔庙之第一人,也是以事功著称的“行道之儒”从祀孔庙的先行者。范仲淹的从祀一开此后“行道之儒”从祀之风,但就过程而言并不顺利,一而再再而三及至第五次终于成功。这既与明末清初复杂的政局时势密切相关,也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行道之儒”的从祀之路——以陆贽、韩琦从祀孔庙为中心的考察

孔庙从祀制度意在表彰孔门弟子及后世贤儒接续儒学"道统"者,这一制度在唐代正式形成。清代以前,从祀孔庙者多有传经传道之功,以其道德文章名世。及至清代中后期,各种矛盾交织,内忧外患频仍,于是世人越发看重儒者的治世之业,企望能有治世名臣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这一心态在孔庙从祀制度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因而从祀贤儒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范畴——"行道之儒",也就是行孔子之大道于世的名臣也得以从祀孔庙。陆贽与韩琦等经世名臣先后得以从祀孔庙即是明证。但陆贽、韩琦自被提议从祀到最终从祀成功,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与清代政局变化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