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所制度与边疆社会:明代四川行都司的官员群体及其社会生活

行都指挥使司在明代虽然只有五个,却管辖有辽阔的疆土,设置在西南边疆民族聚居区内的四川行都司就是其中之一。限于史料和研究的方法,相关研究成果极其有限。从明代卫所制度设置的基本属性和理念出发,重点利用选簿、实录、碑刻、家谱和文集等史料,并附以田野调查等手段,可以看出四川行都司内官员群体的构成特点是:世袭武官被临时抽调、来源地域相对集中,文官以贬谪者居多。行都司内的各民族划区域生活,各安生理,卫所汉族官员主要分布在安宁河谷,以镇戍和稳定当地秩序为务;土司奉中央之命管理属民。土司内部的权力争夺和各阶层势力的消长,是引发当地动荡的主要原因,而卫所的设置并不是扰动边疆社会秩序的诱因。受卫所制度长期运行的影响,来自全国各地、扎根于边疆的世袭武官和被贬谪文官的社会生活(婚姻、家族、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透过冷冰冰的制度下一个个鲜活的家庭,可以看出六百年以来边疆社会组织的因循与演变。

明四川行都司土司制度未因元制说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为统治少数民族施行的一项重要政策,曾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史学界有关土司制度的论述不少,也有许多争论,但迄至今日,有关这一制度的许多问题尚需重新评价。如相沿了数百年的土司制度“明因元制说”,就是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本文仅就明四川行都司土司制度是否因袭元制的问题加以探讨。

简述河西走廊的地理形胜——以明代陕西行都司建制选择甘州之原因为视角

河西走廊地处黄河以西,位于祁连山与龙首山、合黎山等山脉之间,狭长且直,是联系中原同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往的必经之路。其地势险要,地理位置优越,分布有高山、绿洲、戈壁、沙漠,拥有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流河水系。明廷对河西走廊作了全方位的战略审视,其中对甘州的经营尤为重视,主要体现在陕西行都司治所的迁移。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陕西行都司治所由河州移至庄浪再移至甘州,最终确立了甘州的战略防务体系,这是由甘州地处河西走廊中段、地理形胜比其它各州更为重要所决定的。

明代都司卫所人口数额新探——方志中两组明代陕西行都司人口数据的评价

现存明代及清顺治时期刊行的五种方志,记载了洪武、嘉靖时期两组陕西行都司人口数据,洪武时期人口数据较为可信,经校正后可知陕西行都司洪武末年人口在六万户、十六万口以上。嘉靖时期人口数据较洪武时期有明显下降,不符合明代中后期陕西行都司人口增长的历史趋势,难以采信。陕西行都司人口构成中,军籍人口占据了绝对数量,卫所代管的民籍户口、归降蒙古部众等其他人口,并不都包括在人口统计范围内,所占比重较小。以陕西行都司为例,如果我们认为军户有原籍的多数都被登记到黄册系统之中,则卫所代管的民籍人口和其他归降、寄住等人口数量,相对于明代洪武年间"两京十三省"数以千万的户口数据而言,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在进行明代人口总数的探索时,似乎也不必过分纠结军事系统(都司卫所)人口数量。

军卫体制下陕西行都司土官身份考察

明朝之所以在河西、河湟采用完全的军事建置而非民事建置是由其严峻的边患形势决定的,陕西行都司就是为了应付西北边患而存在的,而行都司得以建立和运行的基础是明初大量归附的土官军民;明朝利用军卫体制将这些土官牢牢控制在军户范畴,土官亦利用明朝的制度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家族力量,至清而成为甘青土司;也正是因为行都司土官卫所军户的身份,他们没有如西南土官一样的行政独立权,至少在明代还不能被视作"土司"。可以认为,明代以陕西行都司稳固西北的举措是比较成功的,这也是《清史稿·土司传》评价甘青土司"不类蜀、黔诸土司,桀骜难驯"的根本原因。

考古揭示盘龙城为商王南土行都

盘龙城商城的性质,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商朝为掠夺南方铜资源而建,是商朝的诸侯国、方国和军事据点。此文不同意这些说法,认为商朝对诸侯方国统治的基本趋势是:东土逐渐退缩,西土关系复杂,北土较为巩固,南土重点扩展;商朝的扩展重点在南土,需要在南土建立统治机构,盘龙城是商王建立南方基地的理想之地,考古成果揭示盘龙城是商朝设在南土的行都。

明初藏区行都武卫设置述略

明朝初年,明太祖和明成祖陆续在藏族地区推行行都武卫制度,对藏族地区进行管辖。本文概述在广大藏族地区所设置的行都武卫机构,以说明明朝对藏区的统治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是行之有效的。

从陕西行都司的置废看明初治藏策略的形成

虽然洪武七年设置于河州的陕西行都司因未能发挥预期的治理作用,运行至洪武九年罢撤,但完全否定陕西行都司的作用失之偏颇。实际上,洪武初年的这一举措不仅反映了明朝治藏策略的转变过程,而且反映了陕西行都司在明朝制定治藏策略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陕西行都司的短暂实践,促使明朝较快地形成了稳定的治藏策略。

明万历年间四川行都司裁革之争

明初设置四川行都司主要目的在于以军卫镇成边地,至明中后期,随着卫所体系的败坏,开始不断设置文官节制卫所。万历年间持续不断的族群叛乱引发边地动荡,士绅希望通过废除行都司来摆脱武官的统治。四川巡抚也希望通过建府的方式加强对建昌地区的管控,以重整地方秩序。于是顺应舆情,推动“废司建府”运动,经过几番博弈,最终因为财政困境的现实考量未获成功。同时也可以看出,明晚期以卫所为代表的制度化军事力量,对于边疆管理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陕西行都司志》存佚考

包节所撰《陕西行都司志》是明代唯一的一部行都司志。《包侍御集》卷5收有《甘肃志六序》,此《甘肃志》即《陕西行都司志》。该志《四库全书总目》收入"史部地理类存目"中,后世诸家目录即不见载,《陇右方志录》断定已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也没有收录。但其资料被大量保存在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重刊的《西镇志》、《凉镇志》、《甘镇志》、《肃镇志》和乾隆《甘肃通志》等地方志及顾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典籍中,其他如《禹贡锥指》、《水经注疏》等地理学著作也有引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之《陕西行都司部汇考》即由《陕西行都司志》删削篡改而成。该志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我们期待着辑本的成书出版。

明代陕西行都司及其卫所建置考实

辖有十二卫三所的陕西行都司,是明朝控制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的重要军事建置。本文在将地方卫所建置置于明朝整体战略格局背景下的同时,依据正史和地方志资料,详细考证了明朝陕西行都司诸卫所的建置背景及地域特征。本文指出,明朝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并非象通常认为完成于洪武五年(1372年)冯胜西征,而是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陕西行都司徙置甘州(今甘肃张掖)以及其卫所体系的完成为标志。在"隔断羌戎"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明朝初年在西北地区军事中心也经历了从河州(今甘肃临夏)到甘州的变迁。

洪武二十六年以前的陕西行都司

明代陕西行都司的治所先后经历了河州——庄浪——甘州的三次变迁。陕西行都司的前身是西安行都卫 ,洪武七年置于河州 ;洪武八年改为陕西行都司 ;洪武九年罢 ;洪武十二年复置于庄浪 ;洪武二十六年自庄浪徙于甘州。从此直至明朝灭亡 ,甘州皆为陕西行都司的固定治所。其中 ,庄浪时期的陕西行都司的性质非常特殊。史籍对此多语焉不详 ,而《诸司职掌》等书则付诸阙如 ,因此给人造成一种若有若无的假象。本文通过对有关史籍的排比、考证 ,认为庄浪时期的陕西行都司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虚置机构 ,它无官员 ,无所司 ,亦无属卫。产生这种特殊情况的原因 。

1932年行都防疫委员会工作报告

1932年中国爆发了大规模霍乱疫病,影响涉及23个省市、306个城市,除新疆、西藏外,几乎遍布全国。作为国民政府行都的洛阳,其霍乱疫情形势严峻。为防止疫情蔓延,国民政府成立行都防疫委员会,采取多项应急措施,对控制疫情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本组史料包含了行都防疫委员会的成立经过及防疫工作概况等,对研究民国时期防疫史不无裨益。

行都防疫委员会与1932年洛阳霍乱疫情应对

1932年8月,为阻止霍乱疫情在国民政府行都所在地洛阳蔓延,由国民政府考试院牵头,发起成立行都防疫委员会。行都防疫委员会在驻洛中央各机关及地方政府的协助下,组建了阵容强大的防疫队伍,募集了较为充裕的防疫经费和药品,保障了机构的正常运转和各项防疫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防疫策略上治防并重,一方面对感染患者进行医疗救治,一方面开展积极预防工作,施行疫苗注射、井水消毒和防疫宣传,迅速控制了霍乱疫情在洛阳及周边的蔓延。各方对行都防疫委员会和洛阳防疫的大力支持,主要基于洛阳的行都身份,抛却这一特殊政治身份,洛阳就如其它内地城市或边缘乡村一样,只能在肆虐的传染病面前自生自灭。

明代福建行都司的设置与裁撤缘由探析

明代都司掌一方军政,在福建有福建都司和行都司并存,行都司又于万历年间被裁撤,二者皆属特例,关于其原因,目前尚未有细致的分析。行政建置与地理形势有着密切联系,明初设置福建行都司的基础和原因正是在于福建以福州、建州为中心的山、海并立特殊地理格局。同时,《敬和堂集》等材料表明,由于明代兵制的变革,巡抚、总兵、兵备道等机构逐步侵夺行都司最重要的军事职能,加之明末福建地方财政困难,致使行都司遭到裁撤。福建行都司的设置与裁撤是明代政区建置与地理形势、制度变革间互动的重要例证。

行都的意义:南宋临安城研究再思考

杭州在南宋初年被骤然建为行都,其原来作为地区中心城市的行政地位、地理条件与经济资源等因素,以及南宋朝廷不得不坚持其作为行都而非京师的政治定位,在许多方面影响了它的面貌与发展历程。入元以后,中心地位既失,复为地方性城市,泯然众人。因此,南宋临安无疑是一个观察传统时期行政地位与城市发展之间关系的难得例证,以此视角深入探讨,应该成为我们分析南宋临安乃至传统时期城市的一个不应忽视的方向。

论盘龙城为商王南土行都

盘龙城商城为何建立,历来众说纷纭。文章通过先秦文献、金文和甲骨文等,论证巡守制度起于夏朝,在商朝得到很好的继承。商朝在南方有众多的属国、诸侯国和臣服的方国,按照巡守制度,需要在南方建立供商王定期巡守、处理南方事务的行都。考古揭示,盘龙城有着典型的都城"前朝后寝"宫殿区、都城城墙和壕沟、商朝都城朝向、内外城之间的作坊区、都城滨河地势、都城礼制建筑遗迹、商文化青铜器、商代王室玉器、商代王室礼器组合,是商王设在南土的行都。盘龙城兴建于第九任商王大戊之时,废弃于晚商武丁之后,历经二百余年沧桑岁月,在商代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明代河湟地区军屯的管理及租赋

明代在全国实行屯田,今青海境内的河湟地区也不例外。明洪武十年(1377年),西宁卫在湟水中下游开始实行军屯,永乐九年(1411年),开始在河州卫归德千户所所辖的黄河南岸今贵德、尖扎、同仁等县境内也实行军屯。对河湟地区明代军屯情况的研究,是本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仅就接触到的有限的资料,对河湟地区军屯的组织管理、屯军受田亩数、耕牛籽种的供给以及军屯的租赋等问题做些探索,以就教于学术界。

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札记

看外国留学生的作业和作文,不时会发现一些不合格的句子。这类句子有的可以用现成的理论作答案给以解释,有的则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这时就得自己动手、动脑去寻求答案,从而也就有了研究的课题。 “南开大学是一所真好的学校” 这句话中“真好”用得别扭,如果改成“很好”或“非常好”就可以了。后者是“副+形”型的偏正词组,“真好”也是“副+形”型的偏正词组。为什么后者可以,前者不行呢?要说清这个道理并非易事,因为语法论著中还没有现成的答案。 笔者经过研究,发现“真+A”结构能作谓语,却不能作定语。试比较: 南开大学真好:*南开大学是一所真好的学校 这朵花真漂亮:*这是一朵真漂亮的花 这座楼真高:*这是一座真高的楼 这小伙子真帅:*这是个真帅的小伙子 左边一行都能说,右边一行都不能说,找原因,发现左边一行“真A”作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