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寺行香制度与唐代文人及其诗歌创作

与唐代文人频繁游寺息息相关的国忌佛寺行香制度,渊源已久,但前人追溯其源时多有讹误。国忌佛寺行香,在唐代经历了一个增益完善的过程,最终成为一种制度并长久奉行,且与相当一部分唐代文人产生关联,成为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存一些史料,可以看到唐代文人参与国忌佛寺行香的盛况。现存唐人描写国忌佛寺行香的诗歌虽不多,但仍留下一些对已故帝王功业的尊崇仰慕与对当下政权稳固的忧虑及思考等重要心理印迹和信息,透露出与唐代诗人及唐诗创作关联的诸多情形。

行香子·访水村王家寨

岸柳茵茵,水上粼粼。小船快、拴缆乡村。港弯桥拱,偶遇行人。看一渔者,一舢板,一湾银。虽居深淀,恬雅幽俊。似莲花、惊醒鸥群。舱头招手,相约乡亲。品一锅菜,一树景,一湖春。

西夏佛教仪式中的行香研究

在佛教典籍中,最先流行的是“香为佛使”的说法。目前汉地可考最早的行香偈,是出自唐代道宣的著作,而宋代道诚时称作“行香梵”的“如来妙色身”偈,实际上是唐代以后行香唱导时的叹佛梵。由于佛和十方诸天喜闻梵呗,故烧香有“烧香呗”,行香时要唱呗赞。通过对两个编号西夏文本《佛前烧香偈》的译释,发现西夏文《佛前烧香偈》和敦煌莫高窟隋代第276窟的《行香说偈文》有密切的关系,同为举办布萨等佛教仪式时,用来请佛及十方凡圣赴会,以证明功德,其渊源可能就是道安制定的行香之法。地处河西的西夏不仅对唐五代时期河西“行香说偈”形式有所继承,而且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唐五代时期河西“行香说偈”与佛教相融合的传统。

行香子·河吟两首

(一)青龙河在上为龙,落地成河①。五百里,两岸承泽。几番磨砺,无数风波。叹堤伤损,污水浸,砾坑多。除淤疏浚,青坡护裹②。绿桃林③,上下长河。碧流晶莹,满目婆娑。看一河清,一山黛,一乡和。

莫高窟第276窟《行香说偈文》与道安的行香之法

敦煌莫高窟隋代第276窟西壁龛外北侧写有一方2行42字的榜题,内容不见佛经记载。考察敦煌文献得知,此为一篇完整的中国僧人编撰的《行香说偈文》,主要在举办布萨等佛教仪式时念诵,内容体现了佛教五分法身的思想。本文经过考证认为此《行香说偈文》可能就是道安制定的行香之法。

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与内地诸州府国忌行香制度的差异及其原因初探

张议潮、张淮深叔侄统治时期的敦煌,曾多次举行国忌行香活动。晚唐敦煌的国忌行香活动与内地诸州府相比,至少存在三点差异:其一,国忌日数不同,睿宗、肃宗、德宗的国忌日在内地早已废止,张氏叔侄治下的沙州则继续在其忌日设斋行香;其二,国忌行香举行地点不同,晚唐敦煌以开元寺为主,其他七寺亦有举行,内地诸州府则是所有国忌日均在当州开元寺(观)举行;其三,沙州的国忌行香活动允许士庶百姓参加,内地则不允许。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于,晚唐沙州举行国忌行香活动并非经过唐中央敕许,而是张议潮自行主动模仿内地制度的结果;同时,也与沙州特殊的寺院体系,以及张氏叔侄希望藉此获得当地士庶支持、巩固自己统治的意愿有关。

河北正定广惠寺唐代玉石佛座铭文考释——兼议唐代国忌行香和佛教官寺制度

从河北正定广惠寺两尊唐代玉石佛像底座铭文可知:西侧佛像雕成后最初供奉于恒州龙兴寺,证明《唐会要》相关记载的正确;该佛像首次以实物形式证明,包括恒州在内的同、华等八十一州的国忌行香制度至晚于开元十五年(727)已开始实行;铭文所列开元十五、十六两年先朝9次国忌日,均以其在一年中的时序而非诸帝后的在位先后为序,反映了地方官在执行国忌行香制度时的实际运作;贞元十一年(795)西侧佛像因供奉该像的殿堂被毁,被临时迁至当寺(即恒州龙兴寺)食堂内安置,"都检校"龙兴寺"重修造"且出任龙兴寺寺主者为"开元寺僧智韶",体现了中唐时期开元寺作为一州官寺,对于当州其他寺院佛教事务的管辖权力。

以身度物:行香仪式对柄香炉形制秩序的影响

柄香炉主要出现于南北朝至宋。本文围绕该时期的行香仪式,讨论行为姿态对柄香炉的形制规律的影响,通过行为分析与变量分析得出柄香炉历代的形制变化与持炉者的仪式行为、身体姿态、操持尺度有重要的联系。进而论证,香炉的炉柄弯折、炉足大小、炉面折沿体现了历代行香仪式中逐渐形成的“以身度物”造物策略。

《金瓶梅词话》引首词《行香子》作者考

《金瓶梅词话》开卷序跋后列有四首《行香子》词,关于这四首词的作者,清代的词话及词选著作大都认为是元代的中峰禅师,另有个别选本题署于真人。本文考明题署释中峰查无实据,题署于真人也属无稽之谈。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阆苑瀛洲》、《短短横墙》、《浄扫尘埃》三首词的作者为元代的佚名道士,《水竹之居》一词产生于明代,作者佚名。

由唐宋禅籍看佛教行香礼的世俗化变革

行香礼自佛教传入后,成为了中国佛教的重要礼仪。在唐宋禅院中,行香礼经历了去神佛化和世俗化演变的过程。借香谈禅之风盛行于禅林,行香礼被禅师们用来启悟僧徒、接待宾客,甚至被作为禅僧间斗机锋比禅法的赌注。佛教行香礼在唐宋禅院中被赋予了更多世俗化的功能。

行香走会:2010年太平同乐秧歌圣会朝顶调查报告

"太平同乐秧歌圣会"是北京市唯一一档以地秧歌形式表演的秧歌会,经过两百多年发展,秧歌会形成了子弟玩意、祖辈传承的特点。旧时妙峰山庙会,太平同乐秧歌圣会均会严格按照上山规矩前往妙峰山朝顶进香。2010年,太平同乐秧歌圣会的上山朝顶仅保留了打知、参驾、叫香和献档四个环节。朝山规矩的简化是香会对社会变迁的主动调适,也反映出行香走会的衰微。

唐人国忌行香述略

国忌行香是全国性的礼拜活动,原来只在京城和个别州府进行,贞元五年 (789)以后,德宗皇帝敕令在所有上州进行,从这一年起,国忌行香成为法定的活动。由于从内容上和形式上,国忌行香表现出浓厚的佛教气息,户部侍郎崔蠡的奏表得到了文宗皇帝的批准,国忌行香在文宗朝有短暂的废止。但掀起毁佛浪潮的武宗皇帝却并没有废止国忌行香,信仰佛法的宣宗皇帝登基伊始就明文恢复国忌行香。这表明源于佛教礼仪的行香已经成为唐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中国传统的祭奠先祖的风俗,揉进佛教的形式和内容。从形式上讲,行香特别国忌行香是佛教中国化的最鲜明的社会表现,与中国化宗派“禅宗”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在南北朝兴起在中唐达到高峰),在影响上也同样重要,是佛教化民成俗的集中表现。

元和元年長安國忌行香制度研究——以新發現的《續通典》佚文爲中心

國忌行香是唐代皇家宗廟祭祀與佛、道兩教相結合的一種特殊禮儀制度,歷來備受學者們的關注和研究。大谷光照出版於1937年的《唐代の仏教儀礼》一書,應是現代學術規範下研究唐代國忌行香制度的最早成果。該書從佛教禮儀的視角討論了唐代的國忌法會（即國忌日設齋行香禮儀）。1次年,那波利貞在其向京都帝國大學提交的博士論文中。

《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行香子》词分析

《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刊载4首《行香子》词。从现存所知的最早载籍《鸣鹤余音》开始,一直到今人辑录的词集,所录之《行香子》词都与《新刻〈金瓶梅词话〉》所载有一些差异。从各文本文字比较来看,《阆苑瀛洲》《短短横墙》与《兰皋明词汇选》中所录的《行香子》词非常接近。但另外2首的来源问题难以明辨。《行香子》词在流传过程中,即在传唱传抄阶段,就不断演变,使得文字差别较大,版本也极为复杂。《新刻〈金瓶梅词话〉》中的《行香子》词就在流传过程中自成一体。

論晉唐佛教行香制度

唐代史料多見"行香"之事件,如國忌行香、誕節行香、迎佛骨行香、供佛牙行香等;宋人著述常有"行香"之條目,如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中"行香唱導",程大昌《演繁露》卷七"行香",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二"忌日行香",趙彦衛《雲麓漫鈔》卷三"國忌行香"等。史料雜亂無章,條目疏闊簡略,不能究行香之本末。

论《行香子》的词调渊源与创作流变

《行香子》是宋代以来较为流行的一个词调,其来源与佛教关系密切。《行香子》的声调体现出明快深高且悠扬流美的特点,而后则演变成了健捷激袅的声情特征。《行香子》的格式多样,每片结句通常以一仄声字领三个三言对句,颇具特色。在创作流变中,该调的题材内容不断扩大,且形成了两类典型的写作类型。苏轼首次以此调述怀,奠定了《行香子》适合写人生功业之感、抒逍遥闲适之情的格局。而全真教王喆开始用此调唱道劝导,开辟了《行香子》的宗教书写类型。

唐代國忌日佛寺行香制度考

本文對唐代國忌日行香制度的來源、變遷、形式以及儀式流程等進行了綜合考察,認爲該制度是以本土忠孝文化觀念與齋戒祭祀制度框架爲主導,吸納外來佛教文化中的行香建福、莊嚴靈識等理念、傳香梵唱等儀軌,儒佛文化有機交融,而完成的一次制度創新,當時不失爲有利於中央集權的一項政治舉措,是在國家制度層面“佛教中國化”以及“儒佛合流”的另一種不容忽略的重要向度。

家国分野:唐代“国忌行香”问题再探

唐代的“国忌行香”分为帝王丧葬流程中的“国忌行香”与追祭性质的“国忌行香”两类。前者反映了中古丧葬礼制在时代变革之中,遭到了宗教因素的渗透,也反映了皇帝对礼制的遵循具有“公、私”两者不同的场域,“公场域”下的皇帝多依照儒家礼制而行,“私场域”下的皇帝行为具有独立性。后者反映了皇帝(节度使)对死者的孝思,体现了君臣父子之间人伦关系,也表达了地方对唐中央的服从。

行香子·树绕村庄

树绕村庄。水满坡塘。倚东风、豪兴徜徉。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远远围墙。隐隐茅堂。飏青旗、流水桥傍。偶然乘兴,步过东冈。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