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与认知偏差对企业衍生品投机行为的推动:替代还是互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我国2008-2015年度应用过衍生品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管理层特征(管理层权力和认知偏差)与企业衍生品投机行为的相关性以及二者之间的交互关系,研究发现:在全样本与快速增长组中,管理层权力与认知偏差均与企业衍生品投机行为显著正相关;在非快速增长组中,管理层权力的作用显著,而认知偏差不显著;在全样本与非快速增长组中,认知偏差与管理层权力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作用关系,而在快速增长组中,两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为相互加强,即互补关系。

谁是企业衍生品投机行为的受益者——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08—2016年应用过衍生品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不同管理层因素(管理层权力和认知偏差)导致的企业衍生品投机行为对管理层利益和一般股东利益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管理层能通过衍生品投机行为促进自身的利益,但对一般股东的利益没有影响;作为一种主动的投机行为,管理层权力导致的衍生品投机行为能够增加管理层的利益,但对一般股东的利益的影响不明显,而管理层认知偏差导致的衍生品投机行为作为一种相对被动的投机行为,同时损害了管理层利益和一般股东的利益。此外,证据还表明我国大部分公司应用衍生品是为了进行套期保值,但若投机的话,则表现得非常显著;企业价值的增长有利于一般股东利益的实现,但相伴随的举债,则会损害一般股东利益。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诱发企业衍生品投机吗?

以2008—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金融背景与企业衍生品投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董责险会诱发企业衍生品投机;高管的金融背景会弱化董责险与衍生品投机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均会弱化董责险与衍生品投机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研究找到了影响董责险应用效果的关键因素,可为相关者在实践中更好地应用董责险并取得积极的应用效果提供一定的证据及理论参考。

机构投资者担心企业应用衍生品进行投机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07-2011年应用过衍生品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应用衍生品及其投机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担心企业应用衍生品尤其是应用衍生品的投机行为会损害其自身的利益,并且这种担心超出了机构投资者通过积极的监督来保障自身利益的意愿,因此,机构投资者倾向于减少对那些应用衍生品公司的投资,大多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此外,证据还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并不普遍,份量也较轻;衍生品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应用亦不普遍并且应用的程度很低,大多数应用衍生品的公司是为了套保,但一旦投机则非常严重;机构投资者较为看重应用衍生品公司的成长性,而反感其业绩与盈余管理行为。

美国的次优选择:对纯投机衍生品的适度监管

纯投机衍生品(PSD)尽管可以促进价格发现和提高套期保值者的流动性,但基于公共政策考虑,除非法律允许赌博娱乐,PSD合约是无效的。PSD在美国是合法的、可执行的。《商品交易法》和《多德—弗兰克法案》间接解决了PSD带来的风险,这些政策包括增加结算要求,增加资本金和保证金要求,要求信息报告等。但这些措施并没有消灭PSD带来的问题。应当在《商品交易法》的授权范围内,允许法院和联邦监管机构对PSD交易加强监管,对其符合社会利益的部分予以许可。

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

金融衍生品具有极高的杠杆性,国有企业一旦投资失败,将对国有资产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以审计署2010—2018年发布的对中央企业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公告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国家审计介入对中央企业下属国有上市公司金融衍生品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审计抑制了国有企业金融衍生品投机交易和场外交易,且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和风险信息披露不完善的公司中。机制检验表明:国家审计通过督促整改落实,削弱了风险较高的投机交易和场外交易。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家审计对场内套期保值交易能发挥正向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国家审计并没有挫伤国有企业正常的套期保值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