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资源有限视角下的行刑衔接程序问题研究

近年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受到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理论界的共同关注。行刑衔接程序分为行政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公安机关受理移送案件以及检察机关对案件移送的监督三个环节,均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完善行刑衔接程序,应当遵守有限执法资源合理配置原则和"不法行为适度容忍"原则。具体制度方面,建议建立案件线索制,将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手段相结合,建立提前介入制度,建立行刑衔接工作信息共享平台。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与环保部门执法的衔接程序

由于检察机关和环保部门的职能不同,二者在公益诉讼中的定位也应当有所区分。环保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存在"违法成本低"、"处罚力度小"这一事实,行政处罚手段与诉讼手段所惩治的内容、受益的主体以及社会效果都是不同的。利用环保部门对环境监测的信息优势,对环境污染事件进行行政处罚的同时,将损害社会公益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进行环境公益诉讼,也是对环境保护采取的一个强硬手段。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完善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机制和环境污染案件的移送制度,实现环保部门的执法活动与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程序的无缝衔接,有利于环境保护在司法上的不断完善。

程序法定原则对塑造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程序正当性的启示——以网购侵权行为的规制为切入点

网购侵权行为构成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重合的情形下,出于对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法律救济的考虑,应当以程序法定原则为标准,积极审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程序的正当性。针对现有规定的效力瑕疵和程序漏洞等问题,应在权力制约权力、正当程序观念的引领下,提高两法衔接程序规定的效力层级,设置专门的案件审查机构,明确案件移送范围,完善证据转化程序和检察监督机制,真正实现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有法可依"。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机制研究

我国环境诉讼的司法实践表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机制并不顺畅,主要存在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力受限、行政机关履职认定标准不统一、诉讼请求与检察建议存在出入、检察机关举证责任偏重等问题。要建立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机制,必须强化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确立“类型化”行政不作为认定标准;第二,提升检察机关调查取证能力;第三,明确检察建议与诉讼请求内容衔接转换的界限;第四,合理配置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

诽谤罪“公转自”程序衔接逻辑及其纠偏

“公转自”程序衔接是指被害人遭遇公安、检察两机关不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不利程序后果,有权通过自诉程序向法院提起控诉,由此形成具有法定性和补充性的“公转自”诉讼机制。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一般诽谤公职人员的案件行使侦查权,侦查结束后通知被害人向法院提起自诉,由此形成诽谤罪“公转自”程序衔接。从诽谤罪的实体法上看,告诉才处理的诽谤案应由受害人直接向法院提起自诉;而存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构成要件则应由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从诽谤罪的程序法上看,无论从法律体系、立法旨趣上分析,还是从立案规定上看,“公转自”诽谤案法院不能取得审判权。“公转自”诽谤案存在侦查权和审判权滥用的双重问题,应当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冤假错案及时纠正机制”的精神,对“公转自”诽谤案加以治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问题探究

监察体制改革创造了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相衔接的职务犯罪案件办理新模式,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成为新模式良好运作的前提。实践中,关于调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人员推选和涉案财物上缴执行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地加以规范和明确。解决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衔接机制的策略:(一)证据在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上的要求和标准相衔接;(二)刑事强制措施与留置措施相衔接;(三)着力解决案件移交的监督问题和留置适用的程序细化问题等。

反腐执纪移送司法程序衔接问题研究

我国当前反腐败立法和实践中,对涉嫌犯罪违纪行为通常采取"先纪后法"的处理模式,即由执纪机关作出党纪政纪处分后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在反腐执纪移送司法程序中还存在着"推案子""抹案子""督案子""重办案"等问题。为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必须在实现纪法分开的前提下强化纪法衔接,着力加强反腐执纪移送司法程序的国家立法,积极推进纪委及时移送和检察院提前介入,逐步实现纪委和检察院职能的动态调整,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科学的反腐败体制机制。

行政相对人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程序衔接问题研究

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是法律规定可供行政相对人选择的两种救济途径,二者应实现程序对接。不同当事人对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分别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应按照"受理在先"原则确定救济途径。行政相对人对复议机关作出的履行法定职责类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服的,应诉请原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而不能以复议机关为被告,要求撤销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未经确认的,行政相对人不能提起单独行政赔偿请求。

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中的程序衔接

当前的企业合规改革试点面临样本选择少、同质化严重问题,该问题可以通过畅通涉企案件的行刑衔接得到部分解决。涉企案件的行刑衔接可以通过“围绕重点罪名,明确行政与刑事违法界分标准”“明确行政与刑事证据转换规则”“畅通信息共享机制,强化监督刚性”等举措实现。在侦查与审查起诉的程序衔接方面,侦查机关应当对检察机关的合规改革诉求予以合理关照,但关照应有限度。将合规作为不立案或撤案的条件,在侦查阶段随意启动合规监管,通过合规监管促进挂案清理等做法应当慎行。在行政执法与审查起诉程序的衔接方面,行政机关可以通过主导第三方监管机制、有限度的合规互认参与到改革试点。在合规案件的筛选程序中,行政机关的意见应当被合理参考,但其不具有决定性。在审查起诉与刑事审判程序的衔接方面,法院可以通过参与合规听证方式参与到轻罪案件的试点,通过量刑激励(将合规整改作为预防刑的考虑要素)方式参与重罪案件的试点。

我国民事执行权分权制约的路径选择与程序衔接

随着"执行工作裁执分离改革"地方实践的正式启动,我国执行体制改革由审执分离进一步细化至裁执分离。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改善我国多年来的"执行难"问题,通过分权制约更有助于破解"执行乱"的困局。在具体模式的选择上,采取"法院外适当分离"的模式更有利于实现改革的价值目标,即对于民事案件执行,适当地采取内部深化方式,将执行实施权、执行裁决权分别交由特定的人员和组织行使,从机构划分、事项划分以及人员划分构建民事执行权的边界。同时应理顺执行局与执行裁判庭在执行实务中的关系,加强两权之间的协作配合,以确保执行程序与执行裁判程序的顺畅衔接。

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的现状及检讨

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类型繁多,设置缺乏统一标准,既不利于行政纠纷的及时化解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甚至还会引发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互侵蚀。应当大力推行自由选择型、逐步取消复议终局型、重新设定复议前置型、严格限定迳行起诉型的模式。

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制度路径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纵深化推进,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呈现出二元独立共存之实际格局,即“调查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其中,调查程序受监察法调整,而刑事诉讼程序受刑事诉讼法调整,两者衔接的枢纽为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程序。这一程序衔接体现在:监察机关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必须经过审查起诉程序方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其正当基础既在于审查起诉处于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也在于法律监督职能的正常延展,还在于检察机关主导作用的角色扮演。当然,“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的制度衔接模式目前还存在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因而需要通过检察机关切实承担主导责任,着力提升被调查人的主体地位以及提升法律监督的实际效果等措施予以完善。

食品安全案件“行刑衔接”程序机制的审视与重构

食品安全案件"行刑衔接"程序法缺失,尚未形成完善的程序机制。"行刑衔接"程序机制在发起主体、移送材料、立案监督、判后执行等方面存在不足。"行刑衔接"程序机制不应是单向的"流水线式"作业模式,而应是包含监督、制约、救济在内的"网状式"作业模式。应确立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程序机制中的主导地位,赋予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构建多方位的、立体化的运行模式。

档案安全领域行刑衔接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建议

档案方面违法犯罪的规制主要体现在行政罚与刑事罚两个层面,由此产生档案安全领域行刑衔接,而行刑衔接有效推进直接影响到档案违法犯罪的规制成效。档案安全行刑衔接主要包括实体衔接和程序衔接两个方面,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档案安全行刑衔接存在法律体系缺乏有效衔接、不同部门之间缺乏协同性、案件移送标准不明确、证据转换衔接不畅等突出问题。因而,有必要从实体法层面拓展档案违法犯罪的范围。同时,在程序法层面建立健全档案安全行刑衔接的各参与主体之间协同机制、案件移送制度以及证据认定与运用机制。

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办案程序衔接机制的构建——基于职务犯罪的研究分析

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的程序衔接,对于监察机关充分发挥监察职能、建立与司法机关的配合协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实践中,应以监察机关的调查职权为中心,围绕职务犯罪案件立案管辖中的程序衔接、调查过程中的程序衔接、调查终结后的审查起诉以及审判阶段的程序衔接等,构建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程序衔接机制,完善办案流程,实现两类机关的权力对接,进而保障职务犯罪案件办理中的程序正义。

人民调解与诉讼程序衔接机制探究

由于社会主流意识将诉讼手段推崇至解决纠纷的第一乃至唯一手段,加之立法滞后、自身效力薄弱,人民调解制度在我国纠纷解决体系中日渐萎缩。但“诉讼爆炸”、诉讼迟延、诉讼成本高昂现象的出现,又使社会意识重新转向重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人民调解在很大程度上能弥补诉讼自身的弊端,形成功能互补、程序衔接、良性互动、彼此支持的有效机制。我国上海等地的司法实践,为探索人民调解与诉讼程序有效衔接机制提供了实证考察的标本。

职务犯罪案件监察调查强制措施体系构建研究——以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强制措施衔接为视角

监察体制改革后,职务犯罪案件采取了“调查—起诉”全新的追诉模式,为实现被调查人向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转变,需要监察强制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进行有序衔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并未单独规定监察强制措施体系,因此需要对监察强制措施这一概念进行证成,为两者的衔接提供理论定性。当前监察调查强制措施体系外延单薄、措施配置失衡,导致其与刑事强制措施衔接存在制度性障碍,具体表现为两者体例不一难以有效对应、数量差异影响衔接精准度、适用对象的差异面临合法性挑战以及内容错位引发双重困境等一系列现实困境。对此,应当以构建体例独立、配置合理的监察调查强制措施为治本之策,在重塑既有监察强制措施的同时,借鉴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构建多元化的监察强制措施体系。

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路径研究

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协商性司法的理念下,发挥着从宽治理的作用。基于司法效率和合规治理的二元平衡、实践经验的考量以及相关政策支撑,二者衔接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然而,在审判程序类型选择、犯罪治理侧重、企业涉及的不同罪名等方面存在衔接上的困境。因此,二者的衔接需要明确衔接的前提;细化以“认罪”“认罚”“从宽”与“从简”为核心的衔接内容;规范衔接程序,明确相关的配套与救济措施,实现二者的有效衔接。

监察程序与法官惩戒程序衔接的逻辑、障碍与进路

兼具国家公职人员和司法裁判者身份的法官如果存在违法审判行为,在追责环节将出现监察程序和法官惩戒程序如何衔接的现实难题。协调管辖事由的竞合、实现法官追责的司法化,以及克服同体监督的弊病是促进监察程序和法官惩戒程序衔接的深层逻辑。但从实践来看,两种程序的衔接却面临监察理念与法官惩戒理念相异、监察机关与法官惩戒机构地位失衡,以及监察程序与法官惩戒程序衔接失灵的现实障碍。为此,应推动监察机关由“犯罪控制”到“正当程序”的理念转变,由“权力思维”到“程序思维”的思维转变,推动法官惩戒委员会由“鉴定主体”到“惩戒主体”的角色转变。通过合理划分各主体在启动、调查和审议环节的职能分工,由此实现监察程序与法官惩戒程序的有序衔接。

专利侵权纠纷救济“双轨制”下行政裁决与司法裁判程序衔接相关问题的探讨

我国对专利侵权纠纷的救济实行司法和行政并存的"双轨制"模式,两者在程序上做好衔接是"双轨"互补的基础。《专利行政执法办法》为规避"双轨"重复管辖作有规定,司法机关亦应作出相应的规定。行政机关裁决中参考《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对案件采取的具体处理程序,后续司法审查应认可其合法性。行政裁决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提起司法救济的,裁决应该是不生效的,有待司法审查结果决定其效力。行政裁决责令停止侵权的处理决定效力及于侵权人相应的侵权行为,而不受行政机关所属地域范围的限制。我国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司法救济途径应逐渐摈弃行政诉讼的模式,采用"当事人诉讼"的民事诉讼方式。对于请求人单独提起的侵害赔偿之诉,法院应将裁决结果作为事实性证据对侵权直接作出认定,仅就侵权损害赔偿额作出审理和判决。建立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司法确认机制,是提高专利纠纷解决效率、降低社会解纷成本、促进行政和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多赢共利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