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街居制到社区制:我国城市社区30年的变迁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城市的社区制已完全取代了街居制,并且形成了社区内多种组织并存的局面,这些组织开始初步形成了合作共治的机制。但是,也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不足,即社区治理主体缺少多元性、管理手段仍多采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社区NGO缺乏、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活动和行使民主权利的渠道和平台不多等。今后的发展应更多地体现其居民自治组织的特点,进一步淡化其行政色彩。

从单位管理、街居管理到社区管理的历史性转变

计划经济时期以“单位管理”为主并辅之以“街居管理”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在社会转型期,计划经济条件下适用的“单位管理”及“街居管理”模式已不再适用。于是,西方国家的“社区管理”模式被介绍到中国。但当代中国社会不能简单地模仿西方,而应当立足于本国国情,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管理模式。从社区发展的终极目标——社区自治来看,我国现有的社区管理模式应该也必须逐步走向完善。

从街居制到社区制:变革过程及其深层意涵

伴随着单位体制的消解与城市社会复杂性不断增加,社区制取代了街居制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组织基础。然而,仅从社会管理的纵向单维视角理解这一过程,无疑窄化了社区建设浪潮兴起的复杂背景。文章将街居制向单位制变革的具体过程,置于改革以来中国城市社会基础秩序变革的长时段中认识,提出社区建设和社区研究的深层命题在于:如何在后单位社会实现社会空间的根本性转换,以新型社会空间的生产,克服社会原子化的潜在危机,形成城市社会的良善治理的社会基础。

“一社一居”抑或“一社多居”:撤销街道办改革的模式选择——基于安徽铜陵和贵州贵阳街居制改革试点的比较

撤销街道办事处、构筑扁平化治理体系是部分中小城市街居制改革的基本路径。"撤街"改革中形成了两种结构模式:"一社一居"和"一社多居",研究发现人口因素和地方政治精英的制度偏好是两种模式的成因。实践中,两种模式均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既有共性也有差异。铜陵"一社一居"在效率提升和赋权增能方面初见成效,贵阳"一社多居"在服务体系优化和参与形式创新方面有一定作为,但两者在社区"去行政化"层面均因受制于宏观的权威治理体制而存在一定的局限。两种模式的改革限度说明街道办的存废不是街居制改革的根源性问题。只有精简政府职能,打造"小而强"政府,同时,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激发居民参与,为社区赋权增能,形成多元共治局面,才能真正构建起城市现代生活共同体,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双重视角下的街居关系:行政控制与社会交换

在我国推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形势下,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二者之间的互动作为政社关系的基石而备受关注。从官僚制理论视角分析,街居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体现为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分析,街居之间在组织中的个体和组织集体这两个层面也都存在社会交换过程。因此基于行政官僚制与社会交换理论的双重视角来看,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之间同时存在行政控制和社会交换的双重作用机制,其内生驱动力在于政社关系的不对等权力格局和资源有限性。双重作用机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为"撤街强社"和"三社联动"这两条指导思想迥异的创新实践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这两种改革模式已经在实践探索中取得了一定成效。

合作治理:城市街居管理体制的创新取向

城市街居管理体制本质上是表征国家与社会关系互动的界面之一,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这两个系统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权力与责任的分配与架构,它的创新与完善是中国"善治"的重要生长点。但目前我国街居体制中存在街道办"实体化"、失衡化、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内源性动力相对不足等问题。改革路径之一是构建街居之间合作治理的"伙伴关系",在资金、人员、决策以及绩效评价这四个方面赋予社区足够的独立自主权。

从任务型自治到民主合作型治理:构建合理的城市街居治理体制——上海市35个街居调研的案例启示

国家政权为推动城市基层治理而设定的"街政居治"的美好初衷和治理格局并没有真正实现和建立起来。相反却呈现出任务型自治的非健康状态,街道办事处的行政权以各种方式向社区渗透,并在街居治理格局中处于支配地位,社区自治空间因之大幅度萎缩,街居治理绩效因之难以提升。面对任务型自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如何通过强化理性、权利、责任、合作,以实现街居之间的和谐互动、共生双赢,是当前建构城市街居治理体制的现实问题。作为街居关系的合理形态,民主合作型治理可以避免街居之间的合作惰性或合作匮乏的困境,成为构建合理的街居治理体制的理性选择。

欠发达地区城镇街居体系改革探析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城市化的发展与原有城镇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相对薄弱的矛盾，欠发达地区城镇现行的街居体系急需改革。改革必须以构建城镇基层民主为核心，确实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需求来展开。改革主要通过对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建设来完成，目标是建设适应欠发达地区城镇基层社会管理需要。

社区建设中的城市街居组织

现代社会管理中 ,社区建设问题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它是各种组织的存在环境 ,大环境与组织内部环境的管理联系十分密切。因此 ,研究社区建设的意义十分深远。本文从追溯社区建设的发展线索出发 ,研究了社区建设中街居组织的变化形势 。

我国城市街居体制改革的新探索

为适应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我国城市街居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近几年来,一种新的改革尝试:撤消街道模式正在悄悄进行。本文分析了这一模式的改革措施、优势及存在不足,旨在总结我国街居体制改革实践,为社区体制的创新提供一定理论参考。

从街居制到社区制: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转变——以“北京市鲁谷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为个案

文章以北京市第一个街道层级的社区——"鲁谷社区"改革为个案,分析传统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街居制"的发展困境及成因,提出以"社区制"为制度载体探索多元合作城市基层治理机制。由"街居制"到"社区制"的转换不是简单的挂牌或翻牌,应在"精简机构,缩减人员"的基础上,重点进行职能转变、整合社会资源,建立高效的行政管理机制、社区民主自治机制、市场配置机制,将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力量整合起来,共同参与城市基层治理工作。

试论街居制对城市基层民主发展的作用

基层民主建设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街居制则是党和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探索出来的以实现基层民主的管理制度,它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基层民众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城市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意愿,凝聚了城市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对我国城市基层民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用创新的思想加强和改进街居思想政治工作

街居思想政治工作直接面对居民,必须要认真落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工作原则,以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凝心聚力作用为出发点,以解决干部群众的思想和实际问题为切入点,以推动辖区内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为着力点,开拓创新,注重实效,为街道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本文对街居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思想和改进策略进行简单分析。

1954—1978年的中国城市街居治理:以河南开封为中心的考察

与单位的“主体”设置不同,街居成立之初即被赋予了“辅助”性质。但在1954—1978年如开封一样的非工业城市实践中,街居并未因“辅助”性质而减少治理任务,街道人员的规模性和低能性、街居治理内容的繁杂性以及街道较为突出的就业问题等,都对街居治理在资源和能力上提出了更高要求。为解决问题,街居在治理过程中始终贯彻自力更生原则,坚持思想动员先行,强化群众工作中的行动性认同,注重领导力量上分工与合作相统一,由此增强了社会动员效果,缓解了街居资源匮乏状况和干部“事多人少”的矛盾,并最终在街道秩序的形成与街道实体社会的构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

本文详细分析了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 ,即从单位制、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 ,就单位制形成的背景、发挥的功能、造成的后果、崩溃的原因 ,街居制演变的历程、面临的困境 ,社区制的主要特征、出现的原因、实践的模式等方面做了重点阐述 。

街道办撤销对居民自治的影响探析——基于皖鄂黔三省三市的考察

在当前的街居制下,社区受到街道办的行政控制,管理与服务效率低下,居民自治缺失。个别省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开展了撤销街道办的改革试点。实地调研发现,撤销街道办以后,基层社区可以动用的资源有所增加,政府的服务功能有所增强,但是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依然存在,工作人员的任务依然繁重,居民自治水平依然不理想。居民自治要想真正实现,必须从理顺关系、更新理念、引进技术、创新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

当前我国街居体制改革实践中的两种路径及评析

从形式上看,当前我国各地主要推行了两种类型的街居体制改革:以撤销街道办为基础的改革和以街道办存在为前提的改革。分析和比较两种改革,会发现二者其实只是朝向同一目标的两种不同路径而已,其共性远大于差异。这些实践揭示出了当前我国街居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和最终方向,从中也能归纳出一些有助于其他地方改革的因素。

建国初期基层社会组织化与反组织化的博弈——以上海街居制的创设为例

组织化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政时期主要的工作方式与执政方式。成为执政党之后，为进行国家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对全社会开始了组织化建构。在此过程中，一些民众及组织做出了反组织化的反应，于是整个社会的组织化过程中便充斥着组织化与反组织化的博弈。最终各方不断角力，斗争妥协的结果是产生了街居制这一基层社会管理制度。

权力渗透与基层回应:对五六十年代天津街道生产的制度分析

本文以五六十年代的天津街道生产为案例,探讨街道社区组织生产的动力机制。计划经济时期城市治理的重点是推动形成“生产型城市”,全民所有制企业无法将所有的适龄劳动力加以吸纳。替代方案是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留在企业之外,通过构建街道生产组织的方式,将他们动员管理起来。这就要求街居除了完成居民社会服务和救济福利等方面的职能之外,更需要对基层社会加以整合,将其按照全民企业的生产架构进行管理运作,由此加强了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的渗透与控制。但在实践过程中,行政力量在介入基层社会,对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进行管控的同时,也受到基层社会的强力回应。“非单位人”的能动性一定程度上抵制被组织起来的努力,进而促使街道生产逐步回归社会自治属性。对这一案例的分析,体现出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管理的复杂性,有助于脱离“国家统合社会”的单一叙事视角,加深对这一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认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封市街居卫生防疫工作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城市卫生防疫中,作为基层组织的街居承担着街道卫生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为使卫生防疫工作顺利开展,街居以依托基层卫生组织、重视卫生宣传教育、强化典型示范引领为着力点,进行了广泛宣传和有效动员。这一时期的街居卫生防疫工作,不仅使城市整体卫生面貌有了极大改观,并在基层卫生组织多层级化建设、基本卫生制度形成与完善、群众卫生意识增强与卫生习惯养成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之后的城市卫生治理奠定了组织、制度和观念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