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1978年的中国城市街居治理:以河南开封为中心的考察

与单位的“主体”设置不同,街居成立之初即被赋予了“辅助”性质。但在1954—1978年如开封一样的非工业城市实践中,街居并未因“辅助”性质而减少治理任务,街道人员的规模性和低能性、街居治理内容的繁杂性以及街道较为突出的就业问题等,都对街居治理在资源和能力上提出了更高要求。为解决问题,街居在治理过程中始终贯彻自力更生原则,坚持思想动员先行,强化群众工作中的行动性认同,注重领导力量上分工与合作相统一,由此增强了社会动员效果,缓解了街居资源匮乏状况和干部“事多人少”的矛盾,并最终在街道秩序的形成与街道实体社会的构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社区行政化与街居治理共同体

社区行政化具有复杂的实践内涵,"过度"和"不合理"的行政化对基层治理具有消极影响,合理的行政化则是基层治理的组织属性和治理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居体系在应对包括行政任务在内的治理实践中结成分工协作的"街居治理共同体",通过"应付-默许策略""适度博弈策略""梯度治理机制"等内在机制共同完成基层治理。"街居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是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的结果,是基层充分进行组织动员、资源动员和社会动员,合理配置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简约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治理,同时策略性地规避风险的运作机制。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并非简单化的去行政化,而应以强化基层积累非正式治理资源的能力为基础,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街居治理共同体:街道办事处改革的新方向与路径

在治理重心下沉的新趋势下,街道办事处改革亟需转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治理有效议题。由于我国城市空间与城市政府结构的特性,嵌入于城市系统中的社区具有强依附性和弱自主性,并非一个独立的治理单元。街道作为城市治理的基础单元,需要在党建引领下再造街居治理共同体,区级政府职能部门、街道和社区之间的分流、整合与梯度治理机制是街居治理共同体得以运转的关键。认为街道办事处改革的新方向与路径为:在条块关系上,向街道办事处赋权,提升"块块"对"条条"的统筹协调能力;在街居关系上,建立街道对社区治理需求的制度化回应与支持机制。

社区疫情防控模式及其运作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是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验,社区治理需从常规状态转换到战时状态,建立高效运作的疫情防控体系。在街居治理共同体的基础上,社区疫情防控体系随着治理力量的集中化、治理任务的单一性和治理机制的运动式而建立起来的。社区疫情防控机制有两个特点:一是社区是疫情防控的兜底部门,承担着大量的剩余事务;二是社区疫情防控具有鲜明的动员特征,既受行政体系动员的影响,亦是社会动员的主体。疫情防控的经验启示是,社区建设的核心是提升治理能力,做好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唯如此,社区才有足够的治理资源来应对疫情防控等非常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