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与卫礼贤:西方汉学、汉学家及汉学批评

辜鸿铭对19世纪西方汉学的批评,集中体现在其《中国学》一文中,亦散见于他的一些西方批评文章,包括与同时代一些西方汉学家的往来信札。在1910—1914年间致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的20余封信札中,辜鸿铭坚持并捍卫了他的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立场,以及他对西方汉学的批评态度,同时较为充分地表现他与西方汉学家进行思想交往与学术讨论的基本方式和关注重点。更引人瞩目的是,在这些信札中,辜鸿铭较为随意地传递出与个人处境、私密情感以及日常生活相关且一般不大示人的那一部分“自我”。这些无论是对辜鸿铭的研究还是对同时期的中西思想学术交流研究都多有裨益。

卫礼贤《中国民间童话》的百年传播与影响

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翻译、编纂的《中国民间童话》是一部将中国童话故事系统译介到德语世界的奠基之作。其百年传播历经问世之初的盛况、第三帝国时期的式微、东西德时期的辉煌和新世纪的风靡,彰显了传播与接受的时代特点和深层历史文化动因;其版本数量之巨,改编创作之多,创造了德语图书的出版神话,堪称中国文学德译史上的现象级作品,彰显出中国故事与时俱进的民族生命力和共情共性的艺术魅力。

对等理论下《老子》德译中的概念隐喻认知——以卫礼贤《老子》德译为例

近几年,在国内学者研究中再次形成“老子热”,虽然中德对《老子》研究成果颇丰,但基于译本层面研究其概念隐喻的少之又少,且国内以卫礼贤德译本为例对此进行的研究尚属空白。因此该文特选取崇文书局推出的荆楚文化系列典籍中汉德对照的卫礼贤《老子》德译本,采用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描述性研究法进行研究,意在探求卫礼贤是如何理解与处理《老子》中的隐喻表述,并在对等理论的支持下探讨其译介的精准性,明确隐喻的正确译介对传达老子思想和中华文化价值的重要性。经研究发现,卫礼贤对《老子》概念隐喻的德译虽有偏颇之处、可优化的空间,但总体上实现了对等,他通过灵活运用翻译策略及技巧,准确传达出了《老子》的目标域和蕴含的道家思想,为德语读者理解中国古典文籍的概念隐喻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论卫礼贤与《中国民间童话》

20世纪初,德国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应德国迪德里希斯出版社之邀,担任“世界文学中的童话系列”中国卷的负责人。此时,在中国语境中,尚缺乏“童话”的文类和概念,卫礼贤主要从口头传统、神话、寓言、灵异、志怪、传说、传奇中蒐集编译成《中国民间童话》(Chinesische Volksmarchen),并于1914年在耶拿出版。因为此书囊括了《聊斋》《西游记》片段,故而,中国国内学界主要在译介学的层面对此进行讨论。而笔者试图对全书的童话和评注进行分类分析,还原卫礼贤编译此书的语境,以求在一个更整全的框架中,重新理解此书的价值和意义。

卫礼贤与中国

在德国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20世纪上半叶著名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lhelm)的生平经历,以及他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与在西方汉学界产生的积极意义,在当今学界显得尤为必要。卫礼贤从德国到中国旅居,在青岛和北京进行汉学研究和翻译,为中德文化的相互了解做了十分积极的工作,并在回到德国后在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社围绕中国哲学做持续性的研究。作为“时代之子”的卫礼贤用独到的眼光指出中国道家、儒家哲学的根本命题,并站在中西比较哲学的维度上来关注中国哲学的核心理念。卫礼贤的工作不仅有助于彼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恢复文化自信,给正处在文化困境中的西方国家也带来了探索新的文化道路的可能性。

卫礼贤与《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是最早被译为西文的中国古典小说之一,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庄子休看破世情、超脱凡尘、修得大道的故事。小说既宣扬道家修仙道而“出世”的思想,又对夫妻关系中的道德问题进行评判与思考。一战后,德国思想文化界兴起“道家热”,卫礼贤基于此故事改编成《蝴蝶梦的游戏》《劈棺》两部德语剧本,两者虽在内容与主题等方面各有侧重,但其本质都是借东方之道疏自身之郁结。

中西易学乔梓雄──德儒卫礼贤、卫德明父子易学综论

自16世纪开始,在耶稣会传教士穿针引线之下,西方易学与汉学发展密不可分。其中,德国卫礼贤翻译先秦儒、道经典,发现《易经》的特殊地位与哲学作用,从而进行深入研究,并请教劳乃宣与胡适等知名学者,完成第一部德文译本《易经》,译笔"简明"、"自由"、"想象",被称为"西方易学史上的《新约全书》"。此外,其子卫德明与其学生贝恩斯合译出版卫礼贤《易经》英文版,贝恩斯又英译卫德明《变化:易经八讲》在美国出版,这两本英文译著直接推动美国易学研究快速起飞,也使卫氏父子易学得到更多的发展,并产生深刻的影响。

比较文学的立场问题——以荣格与卫礼贤的立场为例

在经历了后现代的解构大潮后,"立场"成了人们争议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比较文学的立场问题与生俱来,鲜明突出,比较文学从创建之初就缺乏独立而稳固的位置。比较文学的立场问题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比较文学学者的资格问题,比较学者所追求的目的、境界和态度问题,比较学者的立足点问题。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根基和立足点越来越摇晃不定,令人担忧。如果我们一旦失去了自己的出发点,失去了对我们自己的现实的关怀,那么,无论我们怎样尽心尽力,我们离自己的目的地则会越来越远。

德布林和庄子

在符合德布林原意的《王伦三跃记》完整手稿中,德布林从头至尾依次吸纳了出自中国道家经典《庄子》的多则谈话和寓言。德布林对它们加以不同程度的运用转化,使之巧妙融入小说文本,创生出新奇独特的文学意境和艺术风貌。德布林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懂汉语,对庄子思想和意象的借鉴以"精神漫游"为主,即尽可能多地研读相关西文译介。通过对《庄子》当时在西欧和德国译介情况的梳理以及将其中代表作与德布林借用《庄子》所生成的文本进行多角度比对分析,可以确定德布林研习《庄子》途径多样,而此前为学界普遍所看重的卫礼贤《庄子》德译本不仅译者操纵色彩浓厚,对德布林创作这部"中国小说"所起的作用也有被高估之嫌。

汉学视野中卫氏父子的《周易》译介与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回顾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和卫德明父子在德语和英语世界对《周易》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呈现他们独特的研究视角和鲜明的问题意识。他们把人生乃至人类的基本问题纳入《周易》文本的解读之中,同时试图在《周易》中寻找对中国心灵、智慧和文化思维的理解,在西方之外寻找更具普遍性的宇宙智慧。他们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在西方文化世界中"翻开"了《周易》,其要旨不在于传播有关《周易》的确切知识,而是启发人们思考和探讨《周易》所蕴藏的文化与思想/思维可能性,从而对自身在当下的生存境遇进行精神的内省。

构建中西经典之间的互文性——卫礼贤1919/1920年版《大学》译稿初探

卫礼贤的中国典籍德译具有极高的价值和影响力,却长期处于学术领域的空白。笔者亲赴德国,搜集各种文献,力求依托史料,全面研究卫氏的翻译思想。文章深入分析卫氏1919/1920年版《大学》首章翻译,阐述卫氏对儒家学说进行康德化诠释的思路和方法,进一步说明卫氏典籍翻译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构建经典间的互文关系,架起贯通中西哲学的桥梁。这是《大学》卫译稿在国内外的首度挖掘,也是针对卫氏《大学》翻译的首个研究成果。

理雅各、卫礼贤/贝恩斯《周易》译本比较

《周易》理雅各译本和卫礼贤/贝恩斯译本是《周易》重要的英译本。这两个迥然各异的译本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译者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出于各自的翻译目的和翻译过程,采用了不同的解经角度和译文体例,从而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译文特色。

王光祈与《SINICA》

通过作者在德国学习期间对于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整理、翻译和分析,记述了王光祈与德国汉学核心刊物《SINICA》的关系,对于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在《SINICA》上发表的4篇文章、德国汉学大师卫礼贤及法兰克福中国研究院等还不为中国音乐学者了解的一些情况,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安东尼及其《周易》心理学研究

安东尼及其《周易》心理学研究赵继明目前，易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在西方，西人用自己的方式研究《周易》，研究成果难以数计。在查阅西方易学文献时，有３条材料不由人不注意到“安东尼”这个名字。一，在以ＩＣｈｉｎｇ（易经）为题的西文著作中，有８个版本的作...

从传教士到汉学家——论中学西传的开拓者卫礼贤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西方传教士客观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就是他们当中最突出的代表,但至今学界对这位在中学西渐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德国汉学家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卫礼贤兼具传教士、翻译家、汉学家三重身份,在中华典籍翻译传播和中学西渐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成就斐然,值得我们重视。

卫礼贤论东西方文化

卫礼贤是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来华的德国新教传教士。他在青岛生活、工作 2 0余年 ,致力于办学、研究和翻译中国古典经籍等文化活动 ,把《论语》、《道德经》、《易经》等十余部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作品译介到德国和西方社会。卫礼贤通过反省 ,对西方文化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他从东西方比较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文化 ,揭示出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从而指出人类今天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

德国传教士尉礼贤的中国观

德国同善会传教士尉礼贤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观点以其独特深刻的分析而引人注目。他认为中国文化揭示了一个本质上趋向和谐的理想以及在宇宙组织和社会组织上的理性态度。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的智慧可以救治和拯救近代的欧洲。中国人的精神性格是中国经济秩序的结果 ,其长处有知足性、勤勉性、熟练性 ,短处则有传统的保守主义和极端的固执性。尉礼贤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格的观点 ,相对来说有着高度的理论思辩力 ,同时又表现出对人类文化和人类命运的深情关注 ,在近代来华传教士中独具特色 。

超越偏狭,走向宽容——评卫礼贤对辜鸿铭的接受

卫礼贤与辜鸿铭有过交往,他对辜鸿铭的评价可以分为前后期,前期高度评价,后期颇多批评。尽管如此,他始终认同辜氏著名学者的地位,既肯定其坚守文化传统、抨击西方现代文明弊端的积极意义,也欣赏他的睿智和博学。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这段插曲值得深思。

卫礼贤德译本《道德经》诗性美感的再现

卫礼贤1911年翻译出版的德语《道德经》是西方世界百余年来最为知名的译本之一。译本在德语的语境中再现了原文的诗性美感。译者把原文的节奏韵律转化为德语诗歌的节律和音韵,从而赋予了译文新的韵律美感。《道德经》的迻译,也是数目众多的诗性词语转化的过程。"玄牝"转换为德语的"永恒女性",这一迻译提供了一个诗性词语在德语的语境中呈现新的语言美感的典型范例。

“一位汉化的德国翻译家”——卫礼贤的《易经》翻译和研究评述

作为一名新教传教士,卫礼贤克服了宗教的狭隘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成为一位热爱中华文化和传播中国经典著作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他特别推崇《易经》,认为该典籍不仅是中国人独有的哲学著作,而且是解决西方现实问题的实用之作,对欧洲乃至全人类都有借鉴意义。正是由于超越了历史和文化的藩篱,卫礼贤的《易经》德文译本和英文译本在西方大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