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殿试策的衡文标准

与明代“对策称旨”的衡文要求一脉相承,清代殿试策注重“明体达用”“文义醇茂”。“明体达用”是对殿试策的根本要求。“明体”重在辨体,要求贡士谨遵殿试策的文章规范;“达用”重在功能,要求贡士发挥殿试策应有的经邦济世的作用。“文义醇茂”是对殿试策的具体行文要求,“文”指的是词章,“义”指的是义理,而“醇茂”指的是风格特征。清代殿试读卷官主要围绕上述两方面的要求进行阅卷。清代殿试策的衡文标准,同清代八股文的衡文标准一道,构成清代科举文学评鉴体系的主要部分。需要注意的是,清代殿试看重书法,但书法自有其评价标准,无论从本质上还是功能上,书法无法越界成为殿试策的衡文标准。

清代文化政策对八股文衡文标准的影响

“清真雅正”是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清真”主要针对理而言,“雅正”针对辞而言。此标准机械而灵活,且具有相当的黜落功能。这一标准有关文风,但它的确立非全因文体发展的内在客观要求而定。它是清初统治者鉴于明末制艺流弊,为配合文化政策的实施而提出的,反映了官方的人才价值取向。这一标准到乾隆时被确定下来,并为满清后来各王朝沿袭并得到强化。

信、达、用:学术期刊的衡文标准

当前学术期刊的论文录用标准存在定量思维缺失等问题,"信、达、用"作为标准更具操作性,有助于论文写作和专家审稿,"信"指论证科学,包括前提真实、方法正确、结论客观三个方面;"达"指语言通达,包括词汇正确平实、篇章结构合理两个方面;"用"指作用要大,包括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两个方面。学术期刊在选用论文时,"信、达、用"三个标准的地位同等重要。

论明代殿试衡文标准

明代皇帝殿试阅卷会考虑殿试对策所反映的忠君思想,能否言中皇帝不便明说的意旨是他们评定对策"称旨"高下的核心标准。殿试读卷官是殿试直接阅卷者,主要从殿试卷的基本形式规范、扣题情况、书法等三个层面评判文章的优劣。明代皇帝、殿试读卷官不统一的衡文标准造成殿试阅卷具有随机性,金榜排名也具有偶然性。普通士子虽无权批阅殿试卷,但他们从作者学识、对策实用性、言谏精神、忠君态度等方面来衡量殿试卷的高下值得注意。

蒲松龄的八股文研究

蒲松龄现存有23篇八股文,其中有多篇是他的考场制艺,对于蒲松龄研究如此重要的材料,学界却极少关注。蒲松龄把乡试屡次不中的原因归于"盲眼"考官与科场腐败。其实,他的八股文才是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从清代八股取士的衡文标准来研究聊斋制艺,对理解蒲松龄的科举观、文学思想与《聊斋》"孤愤"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由《制艺丛话》看明清八股文生态

为"有裨于举业",梁章钜《制艺丛话》对清代官方"清真雅正"之衡文标准及"以古文为时文"的倡议予以特别强调;同时,《丛话》还以丰富的资料揭示了诸如心学、考据学等学术文化思潮对八股文的浸润;展示了明清人对八股文之存废、截搭题、命意等问题的看法,并对由八股文引发的文字狱予以特别关注,这些都透示出明清八股文的生态环境。

清代“清真雅正”审美风尚述略

"清真雅正"是清初统治者钦定的制艺衡文准则,此标准借鉴、沿用了中国古代审美范畴中"清"、"真"、"雅"、"正"概念来衡量科考文章。影响及文学,逐渐成为一种文学审美风尚和价值标准,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传统的审美标准。

蒲松龄科举之路与清初科举文风的转变

蒲松龄的科举之路在顺治朝顺利,在康熙朝失意。原因之一是其文不符合已经变化了的科举制艺要求,思想倾向也与康熙朝文教政策存在差异。造成这种不合与差异的部分原因在于,当时文教政策处在从混乱到规范的动荡期,科举取士的衡文标准也不明确。这种情况下,考官没有统一的选拔标准与依据,士子也没有明确的努力方向,致使"艺业者漫无所宗",是蒲松龄科举有过一时得意之后被无情黜落的根本原因。这是蒲松龄个人生活的悲剧,却成就了我国古典小说有了《聊斋志异》这一伟大名著的喜剧!

清代科举生态与五经文的文学化

清代乡、会试虽然首重四书文,但在经学兴盛的背景下,清廷一直试图提升五经文的地位,五经文从首场调整至第二场以及"五经中式"的取消并非五经文地位下降的信号。在实践中,五经文的地位表现为考官可以从后场取人,而制度设计为从后场取人提供了合法性,"补荐"和"拔遗"则为从后场取人提供了程序保障。当后场的经、策也可能成为被取中的因素时,士子们便会于此用力,尤其在五经文中展开竞逐,标新领异,甚至以骈体或韵语写作,从而增加文章的辨识度,五经文因此得以摆脱制义清真雅正标准的约束,表现出"浓淡正奇,不名一格"的多样性。而考官的文人化趣味则使五经文的衡文标准与严格规范下的四书文判然有别。科举的制度设计和程序运作中含有调动文学竞逐、表达文人趣味的契机,五经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呈现其文学特质。

论柳宗元的作品与创作心态的关系──兼及柳宗元艺术三造境的形成

文学创作不是某种抽象的演绎，而是要受各种复杂的心理机制的制约。柳宗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密文标准，以及作者本人在宦途上屡遭贬弃的坎坷经历，无疑会对柳宗元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结合柳氏的创作实际，具体考察了作品与作家创作心态及其他方面的内在关系。并以此为视角，力图对柳氏的诗文创作予以重新审视。

眼下是大“比”之年

眼下是大“比”之年毛志成说眼下是大“比”之年，证据绝对是充足的。在什么集会、聚会上，第一项“议程”往往是互递名片。这里头一半以上的心思都是在“比”：比官衔，比学衔，比兼衔。关于“比”的内容，有的较简明，比出的尊卑贵贱，也是单项的。我认为这就好，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