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野下的利益衡量理论述评

利益衡量是审判无法回避的环节。在当今社会转型期,价值多元化、利益群体化、社会维稳成本提高的宏观形势下,关注利益衡量理论,认识利益衡量存在的问题,完善利益衡量机制以正确适用法律进行裁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利益衡量理论对我国城乡规划实施制度的启示

通过深入分析日本民法解释学中的利益衡量理论,指出我国城乡规划实施制度对于利益衡量忽视造成"失效"的现实根源,并从规划许可、规划执法、规划交易等三个方面探讨利益衡量理论对城乡规划实施制度建设的启示。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制度建设策略:构建为国民提供便利服务的规划实施制度;提升规划部门和公务人员积极行政的能力;关注法律规范中的"影响利益条款"。

试论利益衡量理论在军事人力资源立法中的应用

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是军队政策制度改革的重头戏，关系广大官兵切身利益。在当前军事人力资源立法实践中，还缺少对官兵切身利益实施有效衡量及调整的立法技术手段。本文将利益衡量理论引入军事人力资源立法，主要论述了军事人力资源立法工作引入利益衡量理论的必要性、可行性，并从立法实践层面提出意见建议。

紧急避险正当性依据和体系定位的反思与重构

传统通说认为,紧急避险制度的正当性植根于功利主义立场下的利益衡量理论。伴随着现代法治与人权理念的发展,利益衡量论漠视自由法秩序下的个体权利、难以实现个案正义的弊病逐渐显现。从社会连带责任理论出发为紧急避险的实质合法性寻找依据的进路,一方面契合我国实定法中的规范逻辑,另一方面也与尊重个人自治的当代法秩序价值相呼应。对于阶层犯罪论视角下紧急避险的体系定位,应以避险行为是否关涉被避险人的人格利益为界限,将非侵害人格利益的紧急避险定位为违法阻却事由,将侵害人格利益的紧急避险定位为罪责阻却事由。基于社会连带责任论所构建的紧急避险体系定位“新二元划分”模式,亦可为正当防卫等制度的体系性衔接提供更加契合的接口。

居住权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研究

我国《民法典》首次将居住权规定为一种法定用益物权,这对于解决部分群体的住房需求、维系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作为一种新型用益物权,居住权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较少,在与不动产执行的衔接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需要在坚持利益衡量理论的前提下,借助租赁权排除强制执行的程序,完善居住权的审查标准并对恶意设定居住权排除强制执行的行为予以规制,以期最大程度地发挥居住权的效益。

认定刑事诉讼行为无效标准初论——以利益动态平衡为出发点的考察

利益衡量理论对于找寻认定刑事诉讼行为无效的标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该理论中隐含了判定刑事诉讼行为无效标准的模式,为效力认定提供了契合的思维方法,是对既存认定方法的系统化,并且将对诉讼行为效力的判定与刑事诉讼目的和价值密切地联系起来。通过利益识别与归类、筛选与权衡等步骤,并辅之以特定诉讼行为与程序整体利益的动态协调,从而确定刑事诉讼行为无效的标准。具体而言,任何侵犯最高位阶利益、违背刑事诉讼的核心性原则、破坏基础性构成要素、违反重大公共利益的刑事诉讼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无效。

论涉教案件的司法审查标准

涉教案件的司法审查标准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与宗教保持适度的距离,二是国家对宗教活动进行合法性监督。前者要求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能过于紧密,而且是非厚此薄彼的等距离。对宗教自由的尊重和保障是国家面对宗教的立足点。后者出于基本权限制的理论,梳理了德国外部化、领域论和利益衡量三大标准和美国以莱蒙检验为中心的审查标准。国家、宗教都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其间确立其法治的边界,社会和谐才会完善。

关于我国长期存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若干问题——评“迷思论”和“杞人忧天论”

本文针对"迷思论"和"杞人忧天论",揭示了我国长期存在的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客观事实;阐述了衡量投资率是否过高、消费率是否过低的理论标准;据此历数了高投资率、低消费率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指出了上述观点并不是源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源自古典的和现代的西方经济学;分析了上述观点反映了当前我国某些特殊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

从财产权保障的角度谈财产征用中的公益涵义

公益是财产征用的依据 ,却很少有人对其探讨。若从财产权保障的角度分析财产征用中“公益”的涵义 ,它具有不确定性。财产征用只有在满足公益条件时才可适用。针对我国在财产征用时的公益标准应作更深入的分析 ,这对于确保政府征用行为合理性。

自杀参与之可罚性新论——以PUA致死为例

尽管普遍认同自杀参与行为应当归罪,现有学说从共犯或正犯两种路径出发却均无法全面回应其入罪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法性的纷争。国内通行的“准共同犯罪说”坚持自杀参与行为的共犯属性且肯认自杀行为与参与自杀行为的独立性,其结论具有可采性。这可以从现行法解释中进行反推。一方面,被害人对自杀及他人参与的同意涉及生命实体法益与人格尊严权利两种基本利益间的冲突与平衡,使一主体在不同领域内的同意具有不同效力;另一方面在最小从属性说下,参与自杀成立独立不法的共犯,实现对《刑法》第232条的全面适用。

侵权责任法立法的利益衡量

平衡侵权法律关系中相关主体的利益,是制定更具有正义性的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也是解决侵权责任法立法进程中诸多争议问题的关键。在阐述立法程序中利益衡量理论的基础上,文章对侵权责任法调整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决定的一般利益冲突和特殊利益冲突进行了解析,并提出了若干制度设计方面的建议。

网络环境中言论自由权与名誉权保护之均衡

互联网已成为我国公民实现舆论监督、评论社会热点的最主要的平台。网络言论名誉侵权纠纷也频繁发生。言论自由权与名誉权同属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保护并没有一个简单的顺位,应遵循利益衡量原则,把网络环境中的两种权利的价值置于社会的整体背景之下综合考量,判断应向那种权利适度倾斜。而且,对于不同的名誉权主体,利益衡量的结果也是不同的。

论司法裁判中价值判断的不可通约性

司法裁判行为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价值判断,价值的多元和冲突提出了不可通约性问题。不可通约性包含基数性和序数性两种,并且带有非传递性、不可转化以及开放性三种特征。司法裁判关注不可通约性,能够平等重视诉讼双方的理由,确证司法造法的合理性,并且能保持司法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传统思路以通约性的前提逻辑来处理不可通约性问题,很难有所贡献。在不可通约情形下只能允许适当造法,但是可以在主导价值,社会承诺和主体性等方面来进行合理限制。如此才能在司法遭遇不可通约性时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