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知识论传统的延展与活化——朱熹格物补传意义的再诠释

朱熹以其理学思想为旧本《大学》补“格物致知”传,延展与活化了自孔子开创、荀子接续,但却又为后世儒家所忽视了的知识论传统,使得宋代理学作为“新儒学”,在内容和形式(方法)上都区别于传统儒学,从而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朱熹格物补传意义进行再诠释,无疑有助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的再发掘以及中国哲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革新与完善。

《戴氏经考》为戴震《毛诗补传》的补充考证

关于国家图书馆所藏《戴氏经考》与戴震《毛诗补传》二者之间的关系,恩师杨应芹先生曾做过论证,而戴震挚友汪梧凤在《诗学女为》中大量引用《戴氏经考》内容又为此结果提供一项重要佐证,汪梧凤亲睹《戴氏经考》的时间很可能为戴震馆于汪家不疏园期间。

戴震《毛诗补传》中声训研究

本文对戴震《毛诗补传》中语之转、一声之转、声义通这三种声训进行了考察,考察后得出:戴 震在《毛诗补传》中所提出的语之转、一声之转、声义通都以声纽双声为主;韵部则复杂多样,有的以韵部有 联系为主,有的则与韵部无多大联系。

论戴震的《毛诗补传》

考证《毛诗补传》,从释诗特点来看,戴氏解《诗》讲求实证,尽可能以史实、风物民情、俗语以及各种名物制度诠释诗语,力求还原诗语之本义;从诗学观点来看,戴氏解《诗》重诗旨。围绕"旨"之传达,戴氏考析诗人之"意"与作品之"辞"的复杂关系,以及诗的"喻象"、"借比"对"诗旨"的表现意义,提出"托"于表象以见"旨"的诗创作形态。

戴震早年对朱熹学术的评判——以戴震《毛诗补传》与朱熹《诗集传》为例

关于戴震早年是否为朱熹学术的维护者这一问题,目前学界众说纷纭,本文试图以近年发现的戴震早年治诗作品《毛诗补传》入手来对此问题加以辨析。细绎《毛诗补传》可发现,戴震在词义考释、诗旨阐发及淫诗说、赋比兴等方面,对朱熹《诗集传》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批判,由此可知,戴震早年并非朱熹学术信徒。戴震治学不立门户,毕生遵奉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他早年对朱熹学术的评判,正是其践履治学理念的重要表现。

戴震《毛诗补传》与《杲溪诗经补注》比较

《毛诗补传》与《杲溪诗经补注》分别为戴震早年以及中晚年治诗作品,本文将二者中的诗旨部分试作比较,以窥戴震说诗思想之异同,并对这些异同进行归纳或做出解释。

戴震《毛诗补传》与《杲溪诗经补注》比较

《毛诗补传》与《杲溪诗经补注》分别为戴震早年以及中晚年治诗作品,二者相较可以发现,戴震前后诗说大同小异:二者均遵循“思无邪”宗旨,以铺陈诗教的思想说诗,诗说中的契合处颇多;在摆脱旧说附会、关注三家诗以及整饬行文上,《杲溪诗经补注》比《毛诗补传》更显得成熟。戴震与朱熹均有不同时期的治诗作品,戴震治诗思想的一贯性与朱熹治诗思想的反差性,分别源于各自不同的诗学背景。

《诗补传》的著作权考

《宋史.艺文志》于范处义下著录"诗学一卷,又解颐新语十四卷,诗补传三十卷",而今存《诗补传》则只题逸斋,有一些学者推断逸斋《诗补传》即范处义《诗补传》,但均未提出充分的证据。王应麟、严粲多次征引《解颐新语》,这些文字与今存《诗补传》的相应内容相同,是证明范处义即《诗补传》作者的有力证据。

蕺山弟子补传

明末大儒刘宗周授徒讲学,弟子众多。董玚、全祖望、杜春生等人曾考索蕺山弟子126名。按照一定标准,在参考刘宗周著述论说及相关史料典籍基础上,可增补蕺山弟子46人。这对于深入了解蕺山学传播与流衍状况,可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重建“儒者之学”——朱子《大学》补传成说及对各家格物论的批评

在外部文化环境和内部观念逻辑的双重作用下,宋代儒学在既有思想基础上进行重整。这一过程虽始于宋初,但从实质上说至朱熹才得以完成。朱子对于前人和时贤在新儒学建构中的贡献予以一定肯定的同时,也给予了深刻的理论批评。这一点在朱子补传《大学》中得以集中展现。考察文献可见,朱子于此文本曾反复斟酌,以求既接续儒学精神源头,又能在更宏阔而精微的层次上重塑新儒学,最终建构出明体达用的新儒学体系。至此,儒学发展具有了新的理论基点。

国家级自动气象站应用APN自动补传的实现

针对国家级自动气象站网络故障时易造成数据延迟传输的现象,介绍了一套可以实时监测数据是否按时上传、上传不成功时可即时启动无线网卡(APN)的软件实现方法,并自带FTP上传功能,以避免测报通信软件阻塞假死造成的上传失败。实现了无线网络快速自动切换,提高台站网络应急处理能力。

再论戴震《戴氏经考》与《毛诗补传》的关系

很多学者认为国家图书馆藏钞本《戴氏经考》就是沉睡了二百多年的戴震《毛诗补传》。经过考证发现:戴震并未说过《毛诗补传》已经成书,各家著作及书目著录依据是戴震作于乾隆十八年的《毛诗补传序》。《毛诗补传》与《戴氏经考》存在一定差距,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二者就是一部书。根据国家古籍著录规则,戴震《戴氏经考》著录为《戴氏诗经考》更为准确。

论司马光《文中子补传》

司马光《文中子补传》是一篇颇具开创意义的传记。在司马光之前,文人别集中的传记多为当代人物;《补传》之后,重写前朝名人传的现象逐渐增多。文中子王通是儒学传承的重要人物,然而,由于政治、历史等原因,王通事迹不清,记录其生前所言的《中说》真伪难辨,历来争议颇多。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光将“长编修史法”运用到单篇传记书写之中,在史料的选汰与镕裁中,实事求是,去伪存真,弥补史传记载的缺失,解决有关王通事迹的争议,使得原本处于创作背后的史料考辨呈现于文本之中。在结构上,《补传》增强了传记的议论功能,相关史实辨析与人物思想评价相互支撑,融为一体,改变了传记以叙为主的固有模式。《补传》是学术发展影响下的文章典范:严谨的史学态度赋予作品“中和笃实”的风格;“一家之言”重新树立起私家传记的史传品格。《补传》在题材与写法上的开拓,为传记书写增添新体,也为纪实类的散文拓展畛域。

基于DNP3协议的PLC系统数据补传方案

针对中药行业专用机械设备的PLC在运行期间网络异常产生的数据补传需求,分析了PLC系统数据补传技术特点、难点和应用情形;针对业界现有技术的缺点,提出了基于DNP3开放协议的PLC数据补传方法。应用结果表明,该方案能够解决中药生产过程中恶劣环境造成的现场数据无法全面采集的问题,保障了医药生产过程数据的完整性。该方法能够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多用私有协议、应用复杂、缺乏普适性、应用场景单一"的问题。

戴震《毛诗补传》的学术特色与得失

戴震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大师,其《毛诗补传》是一部既属经学又属文学,内容涉及到由先秦到清代包括天文、地理、历法、历史、小学、音韵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论著,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一、《毛诗补传》的内容与体例;二、《毛诗补传》的学术特色;三、《毛诗补传的》的得与失。《毛诗补传》的学术成就最突出的表现在对字词的训解上,尤其在水地、历算、训诂、名物的考辩上卓有成就。其不足主要表现在将《诗经》作为经学而不是文学,造成了他解释诗意中往往削足适履,牵强附会。

《补续高僧传》文本疏误辨考

明河历尽艰辛,撰成《补续高僧传》书稿二十六卷,有功僧史研究匪浅,也难免存在一些疏误。将《补续高僧传》文本与明河所据原始材料比勘,可以发现《补续高僧传》存在节略不当、系年疏误、采择不精、曲笔讳饰等明河编撰之失。《补续高僧传》仅有毛晋刻本存世,用他书对其进行校勘,可纠正其讹文、脱文、衍文、倒文等毛晋刊本之误。

朱熹《大学》补传的概念内涵之辩正

朱熹为《大学》"格物致知"所作补传,多被称为"格物补传"。就文本而言,补传内容阐明何为"格物",补传固可称为"格物补传";但之所以阐述"格物",是为回答如何"致知",并最后达到"知至",即"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因此,补传也可称为"致知补传"。然而,以手段性的"格物"称呼补传,不仅易于忽略"致知"的目的和"知致"的效验;并且经由学术思想史考察,自王阳明开始,"格物"越来越被误解为向外求理、与"致知"相分离;以"格物"作为朱熹《大学》补传之名,引起诸多误解分歧,其中,冯友兰对"格物"的认识论诠解路径,难免推衍出朱熹思想系统内原本并不存在的"格物"到"致知"的知识与道德"断裂"。因此,就"格物"为"致知之方"而言,并考虑朱熹所谓"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的思想,将朱熹《大学》补传,称为"致知补传"似更为妥当。

仁井田好古《毛诗补传》及其学术宗尚

仁井田好古的《毛诗补传》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重要《诗经》研究著作,该书注重"古义"、尊崇《毛传》的学术取向,除与其撰著背景、写作意图、基本学术立场和研究理念相关外,也与江户时代的古学派学者伊藤仁斋具有内在关联。此外,该书"翼"、"论"、"补"三位一体的注释体系以及注意开掘日本藏《诗经》古本的校勘价值,充分说明了江户时代考证学的发展。

读仁井田好古《毛诗补传》

日本江户时代,在宋学的日本化过程中,掀起了研究中国经典的热潮。仅《诗经》研究著作产生了250多部,仁井田好古《毛诗补传》(以下简称《补传》)即其中之一,堪称当时的一部力作。仁井田长群在跋中赞其'继绝学于千岁,传世教于万世'。仁井田好古(1770-1848),江户后期汉学家,纪州人。乳名兵太郎,字伯信,号南阳松隐,人们一般称其为模一郎。曾做过纪州藩主德川治宝侍读,后又为其子德川齐顺的老师。奉藩主德川治宝之命,编纂《纪伊续风土记》、《毛诗补传》等著作。

论释明河《补续高僧传》的叙事特点

释明河《补传》是高僧总传系列的著述之一,在明代佛教史乃至中国佛教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补传》叙述众多的高僧事迹,需要采用一定的叙事模式和叙事手法。释明河《补传》的叙事特点在承继释慧皎《梁传》、释道宣《唐传》、释赞宁《宋传》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从叙事模式来看,《补传》撰者根据收罗高僧生平事迹文献多寡决定传文的详略。在叙事手法上,《补传》撰者采用了倒叙法、存疑而考疑、互见法、夹叙夹议和个人评论等。与前面三部僧传比较言之,《补传》的创新性在于更注重在传文中和传文末添加作者议论表达自己观点。如此做法,《补传》既可以保持的承继性又可以增强传文的创新性和文学性等,这是《补传》内容研究必不可少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