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重望寡:如何化解低地位领导的补偿性辱虐管理行为?

权力与地位来源不同且体验有别,二者分离是常态。如果领导者手握权柄却缺乏相应的地位威望,将限制其控制力,产生潜在不良后果。基于低地位补偿理论,构建一个两阶段调节的中介模型,设计两项研究,旨在探索领导者“权重望寡”(即权力高,地位低)所诱发的负面领导行为及其干预机制。研究1揭示:相对于权力与地位匹配,领导者权重望寡诱发辱虐管理。研究2探索其成因,显示:(1)自我损耗中介权重望寡与辱虐管理的关系;(2)领导者正念以及更高层领导信任联合调节自我损耗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低地位领导在维护地位过程中产生的自我损耗是引发辱虐管理的主因,同时辱虐管理强度因人而异,适可而止,自身正念和高层信任有助于限制其作为不良补偿手段的蔓延。研究拓展了低地位补偿理论的应用领域,也为化解权力与地位分离带来的组织冲突提供管理启示。

泰国华侨报德善堂的慈善动因变化:道德经济、庇护关系、社会地位补偿

海外华人慈善研究需要从全球视角来分析他们在居住国的慈善工作。华人合法性受到泰国政府的质疑或否定,使得华侨报德善堂依赖政府的合法性资源。然而,它缺乏政治权力来要求政府提供,于是提供慈善资源来与政府进行交换。合法性资源包括法律合法性、皇室合法性与行政合法性。在不同时期,善堂与政府的资源交易的着重点不同,反映出它的慈善动因产生了变化。1944年到1970年,主要是满足道德经济要求。自1958年起,新增了与官员建立庇护关系,以及补偿社会地位。慈善动因的出现与变化受到泰国政治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排华政策的开始与结束、泰中两国的联系暂时中断以及有影响力的盟友出现。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研究华人组织对居住国的慈善动因,进而分析它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民法典》视域下居住权征收补偿问题研究

研究目的:探究在现行征收法律规则下居住权人获得补偿的路径。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研究结果:现行法仅赋予用益物权人在征收中获得补偿的权利,无论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还是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均未规定用益物权为独立的征收客体,征收补偿中亦未单独针对用益物权规定补偿类别,实务中用益物权人可以通过征收补偿分配程序获得相应补偿。研究结论:现行法中,居住权人在征收中不享有独立补偿地位,需从法定所有权补偿类别中主张相应份额,应以市场价值为主要参考依据。居住权人在征收中应享有程序性权利,以保证实体补偿权利的实现。

道义传统、社会地位补偿与文化馈赠——以广东五邑侨乡坎镇移民的跨国实践为例

本文借用斯科特的"道义经济"概念,试图以来自广东五邑侨乡的坎镇移民为例,考察道义传统、移民社会地位补偿动机与其文化馈赠之间的关系。移民在与家乡长期的社会互动中形成了一种基于中国乡村士绅传统发展而来的道义传统。我们进一步探讨了这种"馈赠—补偿"的道义关系及其可能面临断裂、重建的风险。文章最后指出,这种以传统道义关系形成的跨国实践不但能使移民获得社会地位补偿,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政府缺位所导致的村落公共物品与福利的缺失,客观上促进了侨乡的集体性社会目标的实现。

跨国实践中的社会地位补偿--华南侨乡两个移民群体文化馈赠的比较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移民通过文化馈赠这种跨国实践极大地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但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不同类型的移民群体的跨国实践模式不尽相同。本文借鉴以往国际移民与跨国主义的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社会地位补偿"的范式,对分别来自广东五邑开平与海南文昌下辖两个镇的移民群体进行比较。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移民对于侨乡的文化馈赠不仅受到其个人出国前后社会地位变化的制约,而且还受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特定的祖籍国和移居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位置的差异,移民群体在移居地的不同社会境遇以及侨乡的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均对文化馈赠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上述这些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社会地位补偿的特殊机制,影响移民跨国实践中的文化馈赠。

新时期海外华商的跨国政治参与——以从事中国商品贸易的海外华商为例

本文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浙江义乌及青田三地田野调查基础上,尝试探讨改革开放后出国、从事中国商品贸易及相关产业的海外华商跨国政治参与的内容及动因。海外华商的跨国政治参与主要表现在海外侨民救援、政治声援、政治性接待、跨国政治诉求、村官竞选等方面。研究认为,促成新时期海外华商跨国政治参与的主要原因,既受到移居国和祖(籍)国的形势、政策的影响,也跟华商所具有的个人特质相关,也是华商因在移居国和祖(籍)国所处不同社会地位而积极寻求社会地位补偿的一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