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多维感知价值对游客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自然共情与国家认同的中介作用

游客是国家公园多维价值感知主体及游憩利用背景下的生态补偿重要主体。基于效果阶层模型,引入自然共情、国家认同等变量构建“情理合一”的概念模型,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案例地,探讨国家公园多维感知价值对游客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感知价值能显著影响游客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尤其是游憩价值和审美价值。(2)国家公园感知价值能够显著影响自然共情和国家认同。其中,游憩价值和学习价值显著影响自然共情,审美价值、学习价值和自我参照价值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较明显且强度递增。(3)自然共情和国家认同均显著影响游客生态补偿支付意愿,自然共情在国家公园感知价值与游客支付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明显,但国家认同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国家公园游客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形成机理,为自然保护地游客行为意愿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并为游憩利用背景下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禁限开发区生态补偿支付标准研究

禁限开发区的划分,为我国生态补偿的核算基础提供了新思路。基于生态要素系统错综复杂又紧密相关的基本情况,较之针对生态环境要素而实行的生态补偿核算的繁复性,以禁限开发程度来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将更为合理。文章在梳理已有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方法与文献的基础上,对生态补偿的理论标准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并提出了适用于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的生态补偿支付标准,最后以南水北调中线水源保护区的汉中市为例,测算了汉中市应得到的生态补偿额,结果显示禁限开发区的生态补偿支付标准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

乡村旅游集聚区游客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价值评估——以浙江长兴水口乡为例

在随机效应分析理论框架下构建乡村旅游集聚区游客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Tobit模型,以浙江长兴水口乡村旅游集聚区为例,实证研究游客生态补偿支付影响因素及其总边际效用,同时基于游客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中位数预测其生态补偿支付价值。结果表明:认为乡村旅游会破坏生态环境的游客与认为当地居民与游客兼是乡村生态环境改善受益者的游客支付意愿最高,另外,生态补偿支付政策认知水平、重游意愿、生态环境满意度、学历与收入均对支付意愿产生积极作用。此外,测算发现,水口乡村旅游集聚区的游客支付意愿为9.85元/人,按2017年游客数量计算,可创造生态价值约2900万元。

国家公园游客与居民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对比研究--以青海祁连风光旅游区为例

以青海祁连风光旅游区为案例地,采用条件价值法(CVM)进行游客与居民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2018年祁连风光旅游区游客和居民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分别在4.42×10^7〜9.45×10^7元和0.66×10^6〜3.0×10^6元之间。(2)游客与居民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差异主要是在常住地-旅游地二元环境下,个体特征方面,二者的支付意愿与其经济、职业、文化水平呈正相关,年龄与支付意愿呈"N"型关系;心理感知方面,游憩功能感知与人文环境感知分别成为影响游客与居民支付意愿的第一位因素,生态环境感知则成为第三位因素。因此,游客更多扮演了消费者角色,居民更多扮演的是纳税人角色,使得游客比居民更有意愿且有能力"购买"良好的生态环境这种特殊的"商品"。

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

基于渭河流域58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比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高于生态认知;(2)生态认知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即生计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正向影响生态认知,进而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远大于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认知→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4)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其生态认知水平,降低其生计资本水平。基于此,提出提高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鄱阳湖湿地202户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202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鄱阳湖湿地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具有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农户占被调查农户总数的46.53%,农户户均年支付意愿值为487.40元;被调查农户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居住位置、是否重视对湿地环境改善及拥有耕地面积与其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呈现显著相关性,有支付意愿农户的家庭年收入、居住位置、耕地面积以及承包水域面积与其生态补偿支付水平存在显著相关性。

风险感知、政府信任与城镇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水平——基于渭河流域572户的微观实证

文中基于渭河流域572户城镇居民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对渭河城镇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政府信任在风险感知与渭河城镇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水平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渭河城镇居民对其无法归还贷款的财务风险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其生态补偿支付水平,对其有能力改善渭河流域生态环境、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了解程度、对保护上游环境可以改善所属地区生态环境的认知风险感知以及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均显著正向影响其生态补偿支付水平;2)政府行政行为信任和角色威望信任均显著正向影响渭河城镇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水平;3)政府信任在认知风险感知与渭河城镇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其中政府角色威望信任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据此提出了提高渭河城镇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新时代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化发展研究——以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理论为分析进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变。在生态补偿领域,因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而导致的生态环境利益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出,而单一的生态补偿纵向转移支付制度无法保障生态功能区或资源供给地因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而付出的成本以及无法矫正利益分配的不公。为了实现生态环境利益分配公平正义的法治目标,解决利益分配失衡的问题,从法律经济学角度以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理论为分析进路,通过比较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实施前后社会总福利的变化,得出其具有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结论。为了更好地实现卡尔多—希克斯改进,需要在纵横交错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下完善激励机制、建立损益各方自愿协商的谈判平台、成立专门的监管部门以及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妥善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利益的和谐让渡,促使其共同发展。

论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与构成

资金机制的构建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目前,生态补偿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以生态补偿为目标的中央对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对辖区内下级政府转移支付以及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未来在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同时,有必要鼓励和引导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交易制度,包括私人交易机制、生态补偿基金和税费制度以及许可证交易制度。同时,建立高效透明的资金使用绩效评估与监督机制对生态补偿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贵州防护林生态效益评估及现实支付能力分析

贵州省防护林资源生态效益评估主要是对涵养水源价值评估、保育土壤价值评估和固碳供氧价值评估。通过计算,全省防护林生态效益理论评估价值为198.02亿元,2005年现实支付能力为53.4654亿元,平均现实支付能力为4600元//hm2,只占理论评估值的27%。

供应链伙伴的合作博弈研究

尝试把合作博弈理论用于供应链研究中,通过建立链主企业(生产商)与销售商的合作博弈模型,分析了合作与否对供应链成本及效益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生产商补偿支付激励模型、重复博弈和惩罚博弈模型,得到了合作博弈中Nash均衡的解——(合作,合作),从而证明了在整个供应链中供应链伙伴的合作能带来比不合作时更多的收益。

农村居民大病保险基金运行的可持续性研究

基于江苏省五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先从基金筹集和补偿支付两个方面对农村居民大病保险基金的运行状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而后分别从静态角度考察了农村居民大病保险基金运行对新农合制度的影响和从动态角度测算了农村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可持续运行的资金需求。研究发现:未来五年内样本地区新农合基金将相继发生当期结余和累计结余赤字,继续利用新农合基金购买大病保险的办法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也无法实现大病保险制度的可持续运行。基于此,研究从拓宽农村居民大病保险基金筹集渠道和优化补偿政策两个方面对农村居民大病保险基金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对策建议。

荷兰农村环保合作社实践经验和意义

推进农业生态环境自治是我国环保领域的一项创新举措,但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组织载体的农业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仍处于理论研究阶段。本文以荷兰农村环保合作社实践为例,归纳分析了农村环保合作社治理农业生态环境中的政策基础、政府支持及其他参与主体的积极合作,并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农业生态环境治理提出相关建议。

联盟体系下的经济事务与国家安全--一项分析框架

本文探讨了联盟体系下经济事务与安全事务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经济交往产生的安全外部性(security externality)导致结盟国家间贸易往来的增加,促进了联盟国家间经济交往的进程;而联盟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联盟框架内存在的议题联系机制为联盟国家之间在进行安全合作的同时进行经济合作提供了相应的交往渠道和方式。同时,一国通过经济上的补偿性支付(side-payment)的方式提供经济补偿,使其盟国从经济上获益,从而巩固了安全联盟。联盟国家在这一框架下得以妥善处理它们面临的经济与安全事务。

国际涉水条约中跨界水条约和界水条约的异同点

跨界河流和界河都属于国际河流范畴,同样,作为处理涉及多个国家水资源问题的国际涉水条约也分为跨界水条约和界水条约,作为规制主权国家共享水的利用、保护和管理的跨界水条约和界水条约表现出很多相似性。地理形态的迥异又导致了跨界水条约和界水条约的倚重点不同,通过对国际涉水条约的分类分析,揭示了补偿性支付和均等支付在跨界水条约和界水条约中的不同应用。

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2000—2019年中国典型流域生态补偿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典型流域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试点地区面板数据,研究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对受偿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显著缩小了受偿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可以同时提高农村和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2)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能够通过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产业结构高级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未能促进受偿地区产业结构更加合理。(3)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呈“U型”关系,当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小于42.5%时,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能够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缩小受偿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反之扩大城乡收入差距。(4)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倒U型”关系,当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大于0.81时,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缩小受偿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研究结论对受偿地区地方政府缓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具有借鉴意义。

河南省新农合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目前,新农合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制度设计缺陷和人为操作等原因,其运行存在不少问题。文章拟通过对河南省新农合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深入的探讨,提出一系列适合省情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对策和建议,以期对新农合的发展有所作用。

Eco-compensation and Harmonious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Harmonious regional development poses difficult problems, especially in so far as the harmonious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is concerned. China has explored several eco-compensation models, and in each province eco-compensation ha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ese methods have had significant impact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first to examine the meaning of ecocompensation and to present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it. Next the development of eco-compensation in China is examined. Finally, four typical models of eco-compensation are compared: the government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compensation model; the ecological resource exploiters′ payment compensation model; the ecological destruction compensation model; and the ecological resource tax collection compensation model. Each model has its own unique feature and potential to contribute to harmonious regional development.

我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框架的立法探讨

针对我国现行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局限性,以水土保持和水土流失活动的行业特性和对自然造成的影响为逻辑起点,运用经济、技术和自然地理分析法,对我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制度进行了创新性的理论架构,并以此为指导系统提出了我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框架,以期对我国《水土保持法》的修订和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汽车召回中制造商与供应商策略选择的博弈

考虑到汽车召回过程中存在制造商单独承担召回责任、供应商单独承担召回责任、制造商与供应商合作承担召回责任以及均不承担召回责任四种情况,研究了这四种情况下供应商与制造商各自的收益.基于收益情况进行双方策略选择的博弈分析,发现没有外在约束的情况下制造商与供应商均不愿主动承担召回;供应商是否选择配合实施召回取决于供应商召回原因系数的大小;制造商可以通过对供应商实施惩罚支付或补偿支付来改变供应商的策略选择,从而实现供应链整体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