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平思想的失地农民福利补偿——以江汉平原4城市为例

研究目的:研究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失地农民福利的公平补偿价值,缓解由于征地以及不公平补偿带来的各种问题。研究方法:在对4城市失地农民以及相关主体调查的基础上,运用SPSS 15.0中的Cronbachs’a系数测试样本可靠度,并运用还原法、替代法和CVM法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计算。研究结果:基于公平思想的水田、旱地、菜地的总福利补偿价值分别为3414447元/hm2、3426994.5元/hm2和5158972.5元/hm2。研究结论:在征地补偿时应重视流转中正的社会福利效应,公平地对农民损失进行补偿。

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基于重庆的调查,采用PLS路径模型实证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1)工商资本下乡带来非农从业机会的增加和非农从业能力的提升,减轻了农户对土地的经济依赖,对农户流转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工商资本下乡带来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改善,对改善农户生活条件与增进社会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保障农户社会参与权,有助于减少农户的“被剥夺感”,从而提升了农户流转意愿;(2)社会福利补偿对生态福利补偿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经济福利补偿抑制了生态福利补偿;(3)兼业化程度越高,经济和生态福利补偿在农户流转决策中发挥的作用越有限,社会福利补偿成为影响其流转决策的关键。

孩子养育成本与福利补偿——基于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的视角

孩子养育成本会改变家庭的消费结构,降低家长的消费水平,从而影响生育意愿。基于福利补偿理论,利用2018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从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测算了孩子养育成本。研究发现,孩子年龄越小,养育成本反而越高,且食物和服装等生活支出占比增加越多。家庭养育第二个孩子的成本低于第一个孩子的成本。从成本构成来看,教育成本占比最高。进一步地,孩子养育成本存在显著异质性,在收入水平更低的家庭,养育成本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更高,造成的生活压力更大。考虑到育儿补贴政策的普适性与可持续性,研究继续探讨了必要养育成本的构成,发现食物和教育支出对必要成本的贡献最大。从家庭规模层面看,一孩家庭在食物、服装和交通通信等生活项目上支出的必要成本较多;二孩家庭在教育上的支出相对更高。从城乡层面看,农村家庭食物支出中必要成本占比显著低于其他群组的家庭,住房支出在城镇家庭中占比较高,而流动人口家庭在各项支出上的必要成本占比均处于较高水平,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在教育方面。流动人口家庭由于缺失基本福利,孩子养育成本普遍高于城镇家庭。为提高生育积极性,需要特别关注流动人口、低收入家庭的教育与食物支出问题。因此,在全面三孩政策背景下,可以从福利补偿视角更精准地识别家庭在各类消费项目上的成本,为完善育儿补贴政策提供新的视角。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区域公平和福利补偿机制研究

科学发展观赋予了区域公平和福利补偿机制新的内涵,自由资本模式和自由人才模式下区域公平和福利补偿机制的设计需要考虑国际生产体系所发生的新变化。因此,开放条件下在我国区域公平和福利补偿机制的设计中,一方面要强化"蒂伯特选择"机制在传统的区域财政转移中的作用,要加大边缘区的硬性基础设施建设和软性制度环境建设;另一方面要让东部沿海地区从简单的制造业外包基地逐步升级为服务业外包的国际基地,使服务业外包成为加速引进新技术和投资资金进入广大内陆地区的经济平台,政府通过有意识地将东部地区某些制造业"规划"到中西部,通过加大制造业向内地迁移和价值链向中西部延伸以协调区域平衡发展,是提高全域整体福利水平的重要路径。

农地价值与农户福利补偿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本文引入C-D函数并概括地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致武汉市农地价值形成变化的各主体的主要投入,阐明了农户投入农地所应获得的贡献值与农户实际收入之间的差额,并据此估算了应给予农户的农地福利补偿,最后对有关结果进行了分析讨论。

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路径探讨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福利保障的需求增加,事业单位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作为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业单位在提供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不尽如人意,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因此,探讨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制度的探讨,旨在促进事业单位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员工的福利保障水平,增强事业单位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同时,本研究也有助于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并为其他行业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政府激励与福利政策选择——从博弈论角度的分析

博弈论中的均衡分析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研究工具。从博弈论角度分析,政府微观经济(福利)政策的制定,应该出现和经济效率增长的同步跟踪与纳什均衡,从而产生政府行为的激励相容性。国家制定微观经济(福利)政策,要以提高国民的整体或公共利益为初衷,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率为目的,不要以权力的"有力实施"为手段来达到提升社会公平和获得经济效率的目的。"权力经济"是不会使微观经济(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国家整体经济运行实现纳什均衡的,政府福利政策的目标选择要服从于激励相容性。

消费品价格波动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及福利的影响

采用1995-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在食品、住房、交通通讯、娱乐文教等商品消费的相关数据,运用AIDS模型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了计量分析,并利用补偿变量对价格波动带来的福利影响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农村居民食品、家庭用品、医疗保险的支出弹性小于1,表现为缺乏弹性,而居住和文教娱乐的支出弹性大于1,表现为富有弹性;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村居民受价格波动的影响不同,收入越低的农村家庭受价格波动的影响越大,对农村不同家庭的补偿随其收入的增加呈下降趋势。

新经济地理学扩展视角下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研究——综述与展望

本文对最近十多年来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理论进展进行综述。结合对新经济地理学标准版本与扩展版本进行的比较研究,探讨以新经济地理学扩展版本为核心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并就以新经济地理学为支撑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我国运动员保障体系性质分析及构建策略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归纳法等研究方法,对我国运动员保险保障体系运行现状及存在主要问题进行探究。研究认为:我国运动员保险保障体系是以"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基金"、"优秀运动员在役奖学金、助学金"、"国家队老运动员教练员关怀基金"为主体的"三金一保"社会福利补偿式保障结构。体系主要存在法律层次低、保障范围窄,保险品种少、理赔额度小,入学口径窄、文化教育差等问题,建议:加大对体育保险保障的相关立法,推进体育进入特殊职业医疗防治体系的准入,加强对体育保险公司及机构的管理与建设,研发符合体育发展的新险种;扩大运动员进入学校学习的路径与方式等,进一步完善我国运动员保险保障体系,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区域经济文摘

重塑经济地理格局五大要点 在新常态下重塑经济地理格局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不仅是支撑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实现区域公平和区际福利补偿的重要手段。在新常态下重塑经济地理格局的区域发展新战略，需要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研究——以微观福利为视角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抽样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和Logistic分析方法,从福利角度研究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与宅基地功能、农户家庭属性特征、农户心理特征等的关系,探寻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当前农户流转宅基地的意愿比例为18.97%;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依次为户主受教育程度、庭院经营性收入、家庭归属感、宅基地区位条件和家庭非农收入比例;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非农收入比例的影响方向为正,其他因素的作用方向为负。基于此,提出了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相应对策:开展对宅基地福利水平的评估,给予流转农户足额福利补偿;建立统筹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及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新安置点的选址与规划,使宅基地流转后农户福利水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渐得到提高。

中国产业布局调整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当前中国产业空间布局存在着东部产业过度集聚、中西部工业结构趋于瓦解的困境。基于差异化劳动力区际流动视角,构建二次子效用拟线性偏好效用函数,从个体福利和区域福利两个维度对造成中国产业空间布局不平衡的原因进行模型推演和数值模拟,研究发现:在长期状态下产业空间布局对差异化劳动力的组合比例具有一定的阈值限制,中国产业空间布局的困境源自市场最优的集聚与社会最优的集聚发生了偏离,源自东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二传手功能的缺失。破解中国产业布局的困境,迫切需要由单一的转移支付转向兼顾产业平衡的福利补偿手段。

全球化的时机与福利供给:基于中国东莞与昆山的比较分析

在一个国家内部,为什么不同的地方在全球化与福利供给之间的关系上呈现截然不同的情况?现有研究主要是从“福利需求”的角度进行回答,鲜有从“福利供给”的角度解释政府为什么以及如何回应社会的福利需求。本文认为,解释福利供给模式需要关注制度的历史维度。具体来说,地方融入全球化的时机是福利供给模式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东莞的全球化道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当时风险型的政治机遇空间中,地方政府官员内部难以形成关于对外开放的共识,从而使基层政治与地方社会精英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并形成庇护主义的政商联盟,最终塑造了东莞地区效率型的福利供给模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昆山对全球化的融入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得益于当时友好的政治机遇空间,地方政府内部形成了关于对外开放的共识,在这一共识下,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体,与外资形成合作主义的政商联盟,最终形塑了当地补偿型的福利供给模式。

“智利困境”新的轮回:左右翼福利民粹主义的交替及其生成逻辑

传统的左翼福利民粹主义曾使智利陷入"福利陷阱",而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福利民粹主义渐趋工具化,智利又面临着"自由化陷阱"。2019年的智利骚乱揭示了以上两种陷阱接续出现形成的"智利困境",即左右翼福利民粹主义交替推行"结构改革"和"福利补偿"两种逻辑不同的政策,均招致民众不满并引发社会动荡,使新兴民主国家的福利政治陷于两难困境。半个世纪以来,智利的福利民粹主义完成了从结构改革到福利补偿的一个轮回。在社会撕裂与结构固化、福利加码与相互否决、权威庇护与民意塑造、路径依赖与资源诅咒等滋生福利民粹主义的土壤难以根除的背景下,智利骚乱可能标志着下一个轮回的福利困境的开始。

能源结构、特高压输电与中国产业布局演变

本文构建包含能源部门与环境账户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引入特高压输电与清洁能源发电等新兴技术,从理论层面分析能源体系变革对产业布局、生态环境与居民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化石能源市场一体化程度提升或特高压输电规模扩大,均能强化空间集聚力,使得大市场地区产业集聚度提升;当清洁能源发电成本相对低于化石能源时,清洁能源供给规模越大,空间分散力越强,更多的产业会向能源供应区转移。清洁能源发电、特高压输电带来的边际福利改进与化石能源发电成本呈正比,且在清洁能源发电效率突破阈值后,清洁能源与特高压建设将进入相互促进的“快车道”。特高压与新能源技术的引入,提升了全局福利水平,但可能造成能源供应区居民的福利下降。在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标准下,需要对“化石能源+特高压”地区实行长期补偿,而针对“清洁能源+特高压”地区的福利补偿制度应随着清洁能源技术的进步而逐渐退出。在清洁能源发电技术进步的同时,只有同步降低制造业部门与居民部门的排放强度,才能实现生态优化。本文研究的启示在于,为促进技术红利惠及各个区域,需要动态调整产业布局以匹配变迁中的能源体系,探索针对能源供应区居民的福利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