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农书》的农业经营管理思想研究

本文分析探讨了《补农书》在农业经营计划、决策、成本计量、人力管理等方面的思想和见解 ,以及它在中国古代农业经营管理史中的成就和价值。

《补农书》所见经营地主的经营策略

明末清初《补农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探究历史时期的具体的经营方式的重要史料,它反映了农业生产经营结构转变过程中经营地主经营方式转变的过程。经营地主在经济利润驱动下通过引进先进种植技术和品种,从事多种经营,对雇工使用方面必然呈多元性的特征;在经营方式的选择上,经营地主会以重佃佃出土地,雇工在掌握新生产技术后可能会主动提出重佃的要求;随着技术普及和劳工成本提高,重视对人工成本核算,人力管理则表现在对雇工严格管理监控和合理激励上,并形成一系列标准。

从《补农书》看农业与环境问题

明末清初的农学杰作《补农书》显示,农业与自然环境之间有着具体而深刻的联系。农民从事农业活动,要适应和利用天时,并依据一定的地理环境,与自然界形成有效的物能循环。他们修浚沟渠,修筑圩岸,进行水利建设;或实施水改旱的策略,优化、利用自然环境,为农业创造条件。但有时候,农民不可避免地遭遇自然灾害,承担农业损失。农民的本质力量既得之于自然的恩惠,也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

从《补农书》看农业的伦理意义

明末清初的农学杰作《补农书》表明,农业蕴涵着丰富的伦理学资源。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农业具有最为基础的价值。它是长远之计,有助于磨练人们的意志,敦风厚俗。特别是稻、麦、桑、蚕之类生产活动,具体展现出广大农民的勤劳品格。而谋划家计,生产自救;乱世卜居,安全第一;缓解游民问题,巩固民生根本;耕读两相兼顾,物质精神结合;蔬果祭祀先祖,以求世代相继,这些生存伦理,也表现出较为广泛的人民性。人们应当批判地继承该书的伦理思想财富,以利于现代新农村建设。

明清之际浙西的蚕桑产业--以张履祥《补农书》为中心

在明清之际的浙西地区,种桑养蚕已成为农民的重要生产活动和经济来源。张履祥作为遗民儒者特别重视以农桑治生,在编校了《沈氏农书》之后又编写了《农书部》,二书合称《补农书》。该书详细记述了当地桑蚕灾害防治、育蚕栽桑方法以及桑地规划等问题,反映出明清浙西地区蚕桑业的特点,对当下蚕桑产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明末清初江南作物栽培与灾害防治问题——以《补农书》为中心

张履祥的《补农书》作为中国农学史上的一部优秀作品,比较突出地总结了明末清初江南农业生产经验。以该书为中心的考察表明,江南一些农民在水稻、麦子、芋艿、洋芋、萝卜、白扁豆、瓜类等作物栽培中,精心讲究技术,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以防治灾害。他们努力克服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为乡土社会文明建立良好的物质基础。

明末清初浙北农具的利用——以《补农书》为例

明末清初,沈氏与张履祥所著的《补农书》系反映浙北农业成就的杰作。以该书为中心的考察表明,农具在日常农事活动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种植业的整地、灌溉、运肥、施肥、作物保护等农具,以及饮食加工、林业、畜牧业、蚕桑业、家庭纺织业等方面的农具,皆得到熟练的利用,并显示出较高的效能。然而,农具的具体作用不应夸大。

《补农书》所见农村价格及其相关问题

农学杰作《补农书》突出反映了明末清初浙北农村价格及其相关问题。价格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作用,是人的本质力量外化的具体形式之一。部分物品的价格变动幅度及其影响较大,而该书作者对价格的看法是变化的。更重要的是,浙北农家在农业诸领域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为价格创造价值基础,并利用价格杠杆发展社会经济。这类乡土经验,成为现代新农村建设的宝贵历史财富。

农户家庭的兼业经营趋势及其历史轨迹——兼论《补农书》中农户经营的特色

在当前的农村,家庭经营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形态上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农户家庭作为一个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单元,已经可以自主地、合理地配置各种资源,重新组合劳力、资金、土地和生产资料等各种生产要素,在为生产力的解放和提高、繁荣农村经济的全局中,确立了自己的应有地位。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现在农户家庭经营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兼业经营。这种趋势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内的欠发达区域,也同样明显地存在。

从《补农书》看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补农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明末湖州府涟川沈氏所作,又称《沈氏农书》,成书于崇祯末。下卷为嘉兴府桐乡县人张履祥所作。张氏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卒于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11—1674年)。《补农书》下卷成书于“戊戌年”,即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所以,《补农书》反映的是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农业生产的状况。 《补农书》与以前的农书相较。

规范社会时间秩序的隐喻:《补农书》“月令”象征意义探析

月令是古人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总结,作为古代社会早期的"王官之时",具有很强的时间规范与社会指导作用。《补农书》是反映明末清初杭嘉湖地区农业生产活动的一部地方性农书,其创作动因与明清易代的社会大背景紧密相关,反映了作为江南士人与明遗民的张履祥对明清鼎革的反思。书中的"逐月事宜"月令表述,隐含了张履祥希望通过规范农事时间秩序而重建良好社会秩序的愿望。而这背后,归根到底又与传统中国"以农为本"的农耕文明特色直接相关。

明末清初豆饼的出现和江南农业的发达

明末清初时期,随着雇佣劳动者的怠业和劳动条件逐渐变的苛刻,劳动力的保障和使用开始变的困难,动员人力来生产肥料变的不太容易。再加上堆肥或者粪尿等在制作和腐熟的过程中需要不少时间,从外面购入的时候不但不方便而且运费和人力的消耗也大。另外,直接在水旱田中施肥的时候也需要不少的劳动力。另外,渐渐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投资众多劳动力来生产踏粪或者从外地拿到粪尿也并不容易,人们对于肥料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饼肥在很短的时间内受到关注的原因是可以有效的吸纳这样的条件变化而提高生产力。从这些方面来看,可以得知豆饼是明中期以后,特别是明末清初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特别是豆饼在水分很多的土地上使得温度升高,以促进作物的生长,豆饼对水田中各种莲,芡等湿地作物以及甘蔗的栽培都有效果。因此,明代中期以后,金肥变的现实化,宋代以后,对于持续发展的江南地区的开发,水田面积的扩大和稻麦复种制的普及以及蚕桑业的发展都和施肥量的增大有所关联。再加上当时人口增加,土地的保有面积为10亩,有所缩减,人们的目光转向各种商品作物,土地利用度也有所增加,于是需要符合江南地区的速效性追肥,于是豆饼受到苛刻的劳动条件和效率影响而开始出现。

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

本文根据大量的史料分析,阐述了我国古代朴素的生态农业思想和理论;以及生态农业技术和模式。提出在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有机农业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农业思想、理论和经验,必须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生态农业的精华,走中国式的生态农业道路。

明清时期的人工生态农业——中国古代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范例

明清时期,我国南方水乡的一些低洼地区常遭水淹,难以种植,人们开始将洼地改成水塘,并堆高地面,形成一种池养鱼、地种粮的经营格局。与此同时,人们又将各类废弃物利用起来,例如将农作物的糠秕、糟粕、稿秆用以饲畜,又将牲畜的粪便肥田,籍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又将农业、畜养业、副业各生产部门有机地联系了起来,成了一个有机的生产整体。探用这种生产方法,使水、陆动植物资源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生产因而也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从生态学的观点来考察。

明清理学家张履祥的农本思想

明清之际的理学家张履祥,在变革动荡的社会走入乡间,认识到并重新诠释了农业的重要地位,认为农业关乎百姓生活、家国天下治乱兴废存亡,又通过亲身践履农业生产活动,著述了《补农书》,总结出嘉湖特定区域的农业生产技术,提出了重视兴修水利等重要主张。对于造成农村社会问题的根源,他还从吏治等维度开展了深刻的反思。

清代前期农业生产的发展

清代前期农业生产是否有所发展,这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没有多少发展,“在生产技术上和组织形态上,实质上与宋代并无二致。”这种观点似乎有点儿片面性。历史事实证明,清代前期的农业生产是向前发展的,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一方面表现在雍正2年(1724)全国耕地面积达到890,647,524亩上,另一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表现在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发展上,这就是粮食作物种植空前扩大;“生态农业”雏型出现;集约化程度提高,和商业性农业高度发展。本文拟从这几方面作一探索,以就教于海内方家。

论清代苏、松、嘉、湖地区农业计量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最感辣手的问题之一,便是历代官修与私家著作为今人留下的农业系列计量数据实在太少了,这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轻视计量研究工作所铸成的恶果。然而,到了清代,这种延续已久的状态,在苏、松、嘉、湖地区,似乎出现了重大的转机。其具体表现便是以下四本农村经济学专著在本地区的相继问世:一是成书于崇祯十三年即崇德五年(1640年)前,反映湖州地区农村经济状况的《沈氏农书》;二是成书于顺治十三年(1658年)前反映嘉兴地区农村经济状况的《补农书》;

清朝前期浙江的农业经济

清朝前期对农业生产采取了兴修水利,免科减赋、奖励开垦等政策,使原来经过长期战乱被破坏的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一度达到较高的水平。本文拟对清代前期浙江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商品性生产的提高作些探索。

“中国的耕读文化”

“中国的耕读文化”邹德秀中国古代一部分知识分子以半耕半读为合理的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文化”，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主要有三类：一类是读过书的农庄主、较富裕的自耕农。他们经济条件好，有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又参加在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