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的影响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研究

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12—2021年创业板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呈现出单门槛效应,其表现形式为门槛值左侧的促进作用小于门槛值右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根据产权和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影响的单门槛效应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经济发达地区企业中。文章从“专精特新”视角研究政府补助的有效性,有助于引导政府更好地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进而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补助在激励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中能否提供助力——以企业参与内循环程度为调节变量

如何推动“卡脖子”技术企业创新,是近年来我国面临的重要战略问题。尝试引入锦标赛理论解释政府补助的激励机理,基于2011—2020年我国半导体及芯片行业上市企业数据,结合近年国家提出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战略,以企业参与内循环程度为调节变量,实证研究政府补助对“卡脖子”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助与“卡脖子”技术企业创新产出间具有倒U型关系,企业参与内循环程度在政府补助与“卡脖子”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的倒U型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可为“卡脖子”技术企业在新发展格局下开展高质量创新提供参考。

托育服务补助制度:理论逻辑与可行性分析

儿童照顾服务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社会投资属性,儿童照顾的责任和成本应当由家庭和国家共同承担。在家庭照顾资源减少、托育服务供给有限、养育成本高企的背景下,国家应当建立托育服务补助制度,以降低家庭照顾儿童的成本,并增加有效需求以促进社会化托育服务发展。通过建立适合于全国和各地的估算模型,基于对未来0~2岁婴幼儿人口的预测和适度补助标准,估算2024—2035年托育服务补助制度的财政资金规模发现,这项制度的财务成本可以承受。为此,建议政府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实行这项制度,同时健全人口动态监测系统,采用多种补助形式,实行托育服务补助申请制,加强补助资金监管和引导。

社会组织纽带、国家审计与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作为各级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手段,能够对地区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2004年至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家商会任职所产生的社会组织纽带作用对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潜在影响,并考察国家审计机关的地域性制度安排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家(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商会组织纽带作用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政府补助,即企业家商会任职对政府资源配置具有正向影响;(2)企业家商会任职与政府补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无审计署特派办的地区更加明显,即企业家商会任职对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正向影响会因国家审计机关的地域性分布而存在异质性;(3)企业家商会任职与政府补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经济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和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地区以及地方官员本地任职的情况下更加明显;(4)渠道分析表明,企业家商会任职能够加剧企业寻租行为,并增加企业社会性负担,提高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上述结果表明,商会组织纽带并非是通过降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而是以其自身为中介建立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对政府资源配置产生影响。本文以商会这一社会组织纽带为切入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府补助资源分配背后的行为逻辑,相关研究结论对继续深化商会组织改革、加强政府补助的审批和监管以促进政府资源配置的积极效应都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政府补助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

已有文献对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创新影响仍缺少实证分析。本文使用上市中小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评估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创新行为和绩效影响。我们将政府补助细分为研发补助和非研发补助,实证分析发现:第一,研发补助和非研发补助都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但研发补助的促进效果更强;第二,研发补助能够促进中小企业的专利产出,主要是对中小企业发明专利数量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三,从创新效率看,研发补助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起显著正向作用,但对中小企业的纯技术效率起显著负向作用,而非研发补助对于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均起负向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信号机制有更好的解释力。同时,寻租会扭曲政府研发补助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政府补贴对非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及内控较好的中小企业激励效应更强。

政府补助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结构的影响

创新结构失衡是现今制约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政府补助是政府部门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是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内部创新结构影响的研究还十分匮乏。该研究在对政府补助影响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结构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助2010—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业285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补助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质量结构与创新行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政府补助显著增加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产出,且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结构存在质量和行业的双重影响。创新质量结构影响呈现U型“分层”效应,创新行业结构影响存在产业链差异化效应。政府补助对创新产出的正向促进作用呈现出产业链下游整车企业>上游原材料企业>中游零部件企业的效果;政府补助对创新质量结构的U型“分层”效应仅体现在产业链上游与下游企业,且下游企业的拐点值显著高于上游企业,政府补助对中游企业的创新质量结构优化呈线性促进作用。②机制分析发现,产业链下游企业政府补助的资源补偿效应与信号传递效应显著优于中游与上游企业。③拓展分析发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政府补助对中游企业创新产出存在负向溢出效应,下游企业政府补助对中游企业创新产出的负向溢出效应显著高于上游企业。该研究为实现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能力的可持续提升提供了政策启示:一方面,政府部门应继续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加大补助力度;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更多地将补助配置给上游的原材料企业与中游的零部件企业,同时逐步降低对下游整车企业的补助力度。

碳信息披露质量、政府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双碳”目标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强化企业碳信息披露有利于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本文基于2012—2022年深沪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计量检验了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分析了内部监督的调节作用,并就不同企业规模及性质的碳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水平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且政府补助在其中具有中介效应。良好的内部监督机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内部监督程度越高,中介效应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和规模较大的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应制定完善的信息披露政策和规范,提高碳信息披露质量;优化政府补助政策,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强化内部监督机制,健全碳信息披露监管体系,切实提高碳信息披露质量,助力绿色技术创新。

政府补助对高新技术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研究机制综述与探讨

政府补助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支持和经济增长的方式,对于发展经济、创造就业岗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近15年文献进行梳理研究,探析了企业政府补助的动机、政府补助影响因素以及政府补助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并提出合理建议。

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补助对养老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养老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养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获得政府补助,给财务绩效带来了重要影响。文章以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并从事养老产业的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提升财务绩效,政府补助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媒体关注度对直接效应以及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在老年人口抚养比高的地区以及规模小的企业中,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对提升财务绩效的重要作用,从而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合理使用政府补助,为国家的老龄事业贡献力量。

政府补助、高管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经验证据

绿色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驱动力,如何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基于我国2011—2021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以企业内外部激励机制为切入点,采用随机森林模型,深入分析政府补助、高管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和高管激励对绿色创新均有预测作用,但其作用弱于企业自身的特征指标;政府补助与高管股权激励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而高管薪酬激励则与企业绿色创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更加依赖政府扶持,且高管激励政策的激励作用相对有限。研究不仅拓展了机器学习方法在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研究领域的应用,也为政府完善扶持政策和企业优化高管激励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金融支持、政府补助对产教融合型上市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

基于2019—2022年我国279家A股上市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金融支持对产教融合型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效应,政府补助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及金融支持影响产教融合型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金融支持对产教融合型企业创新投入会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2)政府部门向企业提供的补助越多,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创新投入也越多,且政府补助可以强化金融支持对产教融合型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效应。(3)金融支持能够通过减轻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创新投入。融资约束在金融支持影响产教融合型企业创新投入中发挥全部中介作用。基于此,可以从改善金融环境、加大政府补助力度、重视金融和财政的协同作用等方面着手,持续推动产教融合型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全面提升产教融合型企业创新能力。

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探索研发投入和政府补助两种因素交叉在一起时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以2012—2019年中国79家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重点探讨新能源汽车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提升创新绩效,该影响在产业链中下游、后补贴时代更显著;新能源汽车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即二者交叉在一起时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挤出效应,且该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缺乏经验企业、后补贴时代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对开发性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大,且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仅存在于研发投入对开发性创新绩效的影响中。据此,新能源汽车企业应根据自身条件合理配置研发投入与政府补助资源,以有效提升创新绩效。

政府采购与补助对企业创新的协同效应及作用机理探究

加强政府创新政策之间的协同,是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举措。基于供给和需求相配合的视角,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政府采购与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协同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采购与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呈现显著的协同效应,且协同效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和增强创新吸收水平来发挥作用。关于协同效应的异质性检验显示:在政府采购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加显著;当政府补助多由研发相关补助构成时,政府采购与补助的协同效应更为显著;相较于策略性创新,政策组合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相较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非战略性新兴产业组中政策协同效应更显著。

产业政策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的最优区间——兼论补助过低引起的寻租行为

作为中国能源供应体系中的重要分支,在创新推动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家对绿色能源发电产业的支持政策不断加强,政府补助政策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以2011—2019年234家绿色能源发电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动态面板GMM和门槛效应模型研究政府补助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于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效果呈非线性结构特征,总体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然后再抑制;政府补助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存在最优补助区间,低于最优补助区间时会诱发企业“寻租行为”,高于该区间则挤出企业自身创新投入,二者均会使企业创新行为受到负面影响;具体而言,中国目前绿色能源发电企业的补助政策不尽合理,大部分企业未落入“最优区间”,其中以风能企业最为严重;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东中西部地区,发现东部地区的寻租行为相比中西部地区不甚明显,政府补助对东部地区的创新产出主要表现为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尚存在补助缺口,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研究结果可为建立健全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体系和提升政府补助政策效益提供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补助与融资约束:来自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21年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对数字普惠金融、政府补助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首先,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约束,且这一效应随政府补助的增加而加强;其次,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显著为负,且政府补助能够发挥积极的调节作用;再次,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使用非“四大审计”、成立年限较长、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所在地区银行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其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显著,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也更强。

政府补助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研究

以2016—2020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政府补助具有技术创新投入效应和技术创新产出效应,事后补助更能激发高质量的技术创新产出;政府补助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技术创新投入,通过促进合作研发提高技术创新产出。扩展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自身知识吸收能力越强,政府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合作研发意愿、合作研发数量以及合作研发质量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上市公司所在省份高校资源越丰富,上市公司所在地设有创新型产业集群,政府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合作研发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根据实证结论,提出优化和有效利用政府补助政策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对策建议。

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企业价值——基于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

如何有效借助企业家精神的引领作用,推动制造业企业提质增效,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可靠的动力机制之一。文章选用2013—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对制造业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及相应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考察政府补助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能有效促进制造业企业价值提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家精神作用的发挥可以通过驱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来促进制造业企业价值攀升;政府补助对企业家精神与制造业企业价值的直接效应以及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新时代背景下深化企业家精神对制造业企业发展的引领作用,助力其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契机,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提供一定启示。

政府补助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ESG表现逐渐成为企业和社会投资者的重点关注对象,政府作为市场的宏观调控者,政府补助是否影响企业ESG表现这一问题值得深究。以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信号传递理论,探讨政府补助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可以显著地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升,这一结论在进行替换解释变量以及采用多种回归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通过机制分析发现,政府补助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提升企业ESG表现;进行进一步的产权性质和分析师关注度异质性分析后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和分析师关注度高的企业中,政府补助能更有效地提升企业ESG表现。从政府、企业和社会投资者3个方面提出了有助于ESG全面推广的建议。

政府补助赋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外源融资和数字化进程作用机制的视角

文章以2016—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将政府补助分为税式补助和非税式补助,研究其对企业技术创新意愿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两种补助形式均可以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意愿和创新绩效,并且非税式补助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税式补助能够通过吸引债务资本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发挥“引致效应”;非税式补助通过替代股权资本提升企业技术创新,发挥“挤出效应”;同时,两者均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提升企业技术创新,发挥“资源补给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补助对国有企业创新意愿的激励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但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弱于非国有企业;对特定功能类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绩效的激励作用均弱于商业竞争类企业;对内部治理质量高的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绩效的激励作用均强于内部治理质量低的企业。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审计现状与改进路径——基于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的分析

安全规范管理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是社会救助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求。本文基于审计署2017—2022年审计结果公告,对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审计结果公告的现状、内容等进行分析,进而发现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中存在民生底线兜不牢兜不准、政策落实和执行不到位、资金分配和管理使用不规范、机构职责履行不够高效有力等问题。文章建议在救助补助资金审计过程中,应牢固树立研究型审计思维、推进审计监督全覆盖、加大绩效审计力度及促进审计成果转化等改进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