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帑与惩贪的双重局限:清代“完赃减等”例的变化与施行

“完赃减等”为清代律例体系独有。在审理挪移仓库钱粮、监守自盗以及贿赂案件中,“完赃减等”因案件的差异而具体表现出不同的样态。清代财政亏空严重,在财政税收及国家管理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要做到既严厉惩贪又能够完赃补帑并不现实。“完赃减等”例弹性较大,在施行中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博弈局面,犯赃官员、承追官员、承审官员、连带者的最终结局都无法准确预测。虽然某些个案既做到了完赃又惩治了腐败,但从整体看,完赃和惩贪均未达到预期目的。因微观制度缺陷催生的腐败,必须在考量国家整体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对双方进行调整和改变,才能发挥二者的功效,否则腐败的制度根源便很难破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