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供补强的模式选择及完善

目前我国立法对口供补强规则仅作原则性规定,司法实践缺乏统一适用标准,“形式补强”问题严重。从域外视角来看,美国对口供补强规则进行了详细规定,并形成了“罪体规则”和“可信性标准”两种补强模式。然而这两种模式补强范围缺乏周延性,单独适用均存在错误定罪的可能性。从口供补强规则的立法原意、司法现状以及兼顾实现有效追诉犯罪目的出发,我国更适宜采用“事实补强”和“细节补强”一体化模式,从犯罪结果、犯罪行为以及犯罪主体三方面实质补强被告人口供。同时补强证据一般不包含共犯供述,并且必须独立于被告人供述或属于新证据。补强程度须达到结合被告人供述,全案证据满足“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程度。

论口供补强法则的实务运用——以22起冤错案件为视角

总结近30年来发生的22起冤错案件,口供制度不完善、口供补强法则的缺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必须对口供补强法则进行重新定位,只有单独可以定罪的口供才具有补强的必要。必须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补强证据的范围、补强证据证明对象的范围以及补强证据的证明标准。补强口供真实性的认定需要结合实践办案情况,通过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口供作出的动机、时间等进行合乎常理的判断。

虚假供述的第二道防线:口供实质补强规则

虚假供述一旦被采信,极有可能导致错案。近年来,我国先后通过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和修改刑诉法,确立了一系列有关口供的证据规则。由于虚假供述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和虚假供述的多样性,它们在整体上防范能力有限。以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防止虚假供述在我国存在着现实困难和内在困境。同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相比,以口供补强规则实质化作为突破口不仅具有理论根据、比较优势,也具有现实根据。为切实防止虚假供述,必须要结合虚假供述的形成机制和真假供述的识别原理,参考其他国家的口供补强规则,分别从补强证据要求、待补强口供要求、补强对象和程度等方面使口供补强规则实质化。经过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过滤后的任何口供,只有在特殊情节排除了诱供指供和案情泄露的前提下获得的,并得到了具有证据能力、证明力的被告人供述以外的独立证据或者新证据的印证,且供述中的犯罪客观方面的特殊细节与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吻合一致,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论口供补强规则

口供补强规则是现代证据法的基石。确立口供补强规则是刑事诉讼发现真实和保障人权的需要,我国目前正在进行证据立法的讨论和试点,证据规则亟待构建,确立口供补强规则是完善证据立法的关键。

口供补强证据规则研究

口供由历史上的“证据之王”生成的“无供不录案”证据规则到口供未经补强不得定案的证据法则 ,出现了口供证据适用的反叛 ;随着诉讼程序正当化和人权保障的深入 ,补强证据法则也由强化自由心证的实质规则转化为自由心证的例外形式规则 ,实现了口供证据适用的超越式革命。口供补强证据在设定证明案件事实并增强或担保口供证据的基础上 ,应当构建口供补强证据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 ,完善口供补强证据的规则体系。

口供补强规则初探

口供补强证据是指证明案件事实的同时,增强或担保口供证明力,共同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口供补强规则属于证据规则之一,其既能有效的防止偏重口供,又能弥补口供的证明力不足,排斥虚假的口供。口供补强规则有三个主要特征:对口供证明力的限制,而不是限制口供的证据能力;仅适用于口供,而不适用于其他证据形式;约束控诉方和审判方,而不涉及被告人。口供补强规则由口供补强证据的对象、范围和证明标准三方面构成。根据口供补强规则,被告人的口供不得成为有罪判决的唯一依据,必须经由其他证据对口供进行补强后,法官才能作出有罪判决。

我国口供补强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口供补强规则是专门针对口供的证据规则之一。我国推行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该规则提出新的要求。口供补强规则破除口供依赖的制度价值在实践中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原因在于我国过于重视口供的事实发现功能,忽略事实证明功能。重塑其制度价值关键在于转变口供功能定位。该规则还存在口供界定模糊的问题。为此,我国应当明确口供的来源和性质问题。补强证据的证明对象出现偏误,也是该规则的问题之一。补强对象不应仅限于口供的真实性和自愿性,而应当以口供所涉事实为主,以口供的真实性为辅,并就案件事实进行具体限定。

也谈我国口供补强规则

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在封建社会的专政统治中,纠问式诉讼模式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国家权力的强制性,而口供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成为定罪的主要甚至全部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注意到偏重口供的片面性和负面影响,规定对被告人所作的有罪供述需要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口供补强规则。我国刑诉法对口供补强规则的规定过于笼统,有待加以改革和完善。

论共犯口供在口供补强规则中的法律地位

口供补强规则在我国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共犯口供也是证据法中的重要问题,从共犯口供与口供补强规则的角度出发,论证共犯口供的证据能力,是否需要被补强,如何补强和能否作为同案共犯口供的补强证据,有助于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解决。

论我国口供补强规则的完善

口供补强规则是司法进步和保障人权的体现,可是在实践中并未充分实现其应有的价值,究其原因,是立法过于原则和抽象,如对以下关键问题未作明确的具体规定:法庭内外的口供是否均需要补强、口供补强的适用范围、口供补强的程度、共犯口供的适用效力等。立法未对此作明确规定,那么在实践中就不能形成统一的认识标准和操作标准。因此,迫切需要从相应几个方面对口供补强规则进行细化、规范和完善。

口供补强证据规则研究

口供补强证据规则是防止误判,保证判决正确性的重要证据规则,不仅我国学界及实务部门对此研究尚浅,国外学者对补强证据规则的一些方面也存在很多争议,因此有必要对口供补强证据规则的内涵及构成要件部分重新作出界定.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口供补强规则

口供补强规则是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其确立理由在于通过刑事诉讼发现案件真相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对之我国理论界尚存分歧,对司法实践中如何运用立法上亦一直未作详尽而具体的规定。有鉴于此,有必要在探讨口供补强规则的相关理论及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口供补强规则进行检讨,明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这一规则的完善。

关于口供补强证据规则的研究

口供补强证据规则是防止误判、保证判决正确性的重要证据规则。我国学界及实务部门对该规则的研究尚浅,国外学者对补强证据规则的一些方面也存在很多争议,因此有必要对口供补强证据规则的内涵及构成要件部分重新作出界定。

我国口供补强规则之构建

口供补强规则是当今重要证据规则之一,但我国对这一规则的研究明显不足,对该规则基本理论的认识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影响了证据规则确立的科学性,致使证据规则立法已经不能有效的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在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和社会情况前提下,构建我国口供补强规则。

口供补强证据规则基本问题初探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发挥着直接证据的诉讼功能。建立口供补强证据规则非常必要和迫切。《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规定充其量只是具有证据补强意义的制度设计,而不是补强证据规则本身。我国应加强对口供补强证据规则基本问题的研究,同时借鉴美日等国有关补强证据规定,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口供补强证据规则。

口供补强规则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口供补强规则是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目前,我国对该规则的基本理论认识还存在分歧,影响了证据规则确立的科学性,致使证据规则立法不能有效的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本文将对该规则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论口供补强规则的几个问题

口供补强规则解决的是口供的证明力问题,在不同的法系,对口供补强的态度基本一致,对于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明补强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支持口供补强规则的理论基础在于保障正确认定事实,防止误判。口供补强规则适用于全案中的每一个犯罪事实;同时,口供补强规则也适用于初查阶段的初查对象的口供和提起公诉前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对口供补强规则运用逻辑的再思考——以防范虚假补强风险为切入点

我国司法解释确立的口供补强规则是证明力规则,而非证据能力规则,旨在解决供述的真实性而非自愿性。其存在两种进路:一是公开性补强,补强证据既能补强口供的证明力,又能独立证明某个案件事实;二是隐蔽性补强,通过对供述“个体知识”的发现来补强口供以证明案件事实。口供补强规则存在极大的虚假补强风险,必须从自身逻辑构建与补强适用异化两个维度加以区分。前者的实质是证明犯罪事实已经发生的罪体补强,后者的实质是通过知密信息的解密推断供述的可靠性。要想在庭审实质化的背景下准确运用口供补强规则,必须严格防范被告人的虚假供述、补强信息源的污染以及补强规则把握不严等适用风险。应该说,这种结合虚假供述形成原理和对补强强度影响因素的考察方法,对补强规则的构建有所裨益。

论口供补强规则在贿赂犯罪调查中的完善--基于检察机关办案实践的分析

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将本属共同犯罪的行贿与受贿犯罪拆解立案,其深层原因在于突破定罪证据不足的困境。口供补强规则是"另案处理"背后的证据制度基础。基于贿赂犯罪之特殊性,在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为提升反腐败工作法律效果,应当在贿赂犯罪调查中确立形式化的口供补强规则,明确行贿、受贿双方的供述可以相互补强;另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完善行贿人在查办贿赂案件中的地位,探索"污点证人"制度设立的可能性。

证明中的适用口供补强规则在贿赂案件

贿赂案件是一种高隐蔽性、缺少物证证明的案件，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在案件证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口供证据又是一种具有真焦难辨性和不稳定性的证据，适应口供定案必须遵循法定的规则，其中口供补强规则就是一项基本的证明规则。这一规则要求，被告人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也就是说，作为定案根据的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这一规则的提出，是为了增强口供的证明力，防止对案件事实的误认而确定的。英美法、日本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法中都有口供补强的证据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就是说仅凭口供不能定案，这实际上就是对被告人的供述要求补强的补强证据规则。在贿赂案件的证明中，有两个涉及该规则适用的问题有待于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