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环境下平台企业定价与补贴竞争策略研究

考虑商户企业在平台企业所配置资本的跨平台流动效应,建立竞争环境下平台企业定价和补贴决策的微分博弈模型。以静态博弈模型为参考,分析两个同质平台企业在动态环境中采取开环策略和马尔科夫策略的定价和补贴竞争决策,并对比分析平台系统收益。研究表明,平台企业间的定价与补贴竞争具有显著的博弈时间相关特征,在平台企业采取对定价和补贴预先承诺的开环策略时,市场竞争强度低于静态博弈;相对于马尔科夫策略模型和静态博弈模型,开环策略模型中的平台系统最优收益最高,取得帕累托最优。研究结论可为平台企业的定价及补贴决策提供参考。

从税收竞争到补贴竞争

近期的国际税收改革为非税补贴提供了与等额的税收优惠相比更大的优势。在一些国际税收规范下,对跨国公司而言,获得非税补贴通常会比获得等额的税收优惠更有利。因此,为了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各国现在有更强的动机采用非税补贴,这种由税收因素驱动的对非税补贴的偏好可能影响未来国际税收和补贴竞争的格局。本文认为,这种对非税补贴的偏好在政策层面不具有正当性。为了对等效措施给予类似待遇,本文建议对国际税收规范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提出的全球最低税提案进行若干修改。

竞争性与普惠性政府补贴对科创企业绩效的差异化影响

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和生存分析方法,从资源与制度整合视角考察普惠性和竞争性政府补贴对科创企业的异质性效应。“是否有成效”“如何影响绩效”和“能否持续影响绩效”三个子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普惠性与竞争性政府补贴均对科创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但补贴效果更多地体现“扶持强者”;组织合法性是竞争性政府补贴促进科创企业绩效提升的重要渠道,但在“鼓励弱者”的普惠性政府补贴和绩效之间传导作用并不显著;政府补贴总体上延长了科创企业绩效增长持续时间,但主要体现在竞争性补贴“扶持强者”的效应上。

美国《2022芯片法案》对WTO补贴规则的违反及应对研究

芯片产业作为未来科技竞争的基石,是关乎产业成长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美国为保持其在全球芯片产业中的领先地位,颁布了《2022芯片法案》。但该法案是否符合《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颇具争议。《2022芯片法案》将存在财政资助和利益授予两大要素,构成补贴;从法案本身展开文本分析,美国芯片补贴措施将具备专向性;根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规定和案例以及对《2022芯片法案》的分析,可以认定美国芯片补贴措施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2022芯片法案》在不久的将来,将确定地违反《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在法律层面,我国届时可以通过将美国芯片补贴措施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国际法上的反制以及鼓励国内芯片产业自主创新等方式加以应对。

产业补贴配置方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研究——基于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政府补贴是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效应也日益凸显。相对于选择性补贴,竞争性补贴对市场秩序的负面作用较小,更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利用673家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竞争性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在行业内的集中度越低,越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竞争性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技术进步效率(TC)和规模改善效率(SEC)更容易得到竞争性补贴的正向贡献,而其对技术改善效率(TEC)为抑制作用。为推动供给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我国应进一步深化产业政策实施手段的创新,注重竞争性普惠式的财税支持,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机制的过度干预。

工业地价补贴、地区竞争与产出效应

中国特殊的官员晋升机制和财政压力与土地制度相结合催生了中国式地区间工业地价引资竞争问题。地区间以工业地价等表征的引资补贴博弈会导致"逐顶竞赛",使得工业地价过低,抵消甚至超过资本税收。在资本供给弹性为正的情况下,过低的工业地价会引起资本总供给和总投资增加,从而产生过度投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三个理论预测:地区间存在着正向的工业地价空间策略互动关系;地区间"逐顶竞赛"结果使得地方政府工业地价引资策略基本是无效的;过度资本补贴引致的低质投资难以带来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基于104个城市2008-2015年间的相关数据,本文验证了上述三个理论预测。本文的研究为体制性产能过剩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深化了对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模式的认识,其重要政策启示是要完善体制机制,引导地方政府由补贴竞争转向更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营商环境竞争路径上来。

中国企业R&D补贴策略:补贴阈限、最优规模与模式选择

R&D补贴是当今世界各国推进本国创新、参与全球技术竞争、占领技术前沿制高点的重要产业政策,但关于适宜采用R&D补贴的经济阈限、R&D补贴的最优规模,以及实施R&D补贴的有效模式等核心问题依然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建构。鉴于此,本文从技术外溢视角出发,将R&D补贴嵌入到R&D竞争框架内,构建理论模型系统阐释R&D补贴的上述相关问题,同时使用产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给定技术溢出水平,只有当其他经济条件处在补贴阈限内时才需要R&D补贴;当需要补贴时存在一个最优的R&D补贴规模;R&D补贴绩效会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发生反转;"普惠式"补贴与"竞争式"补贴有各自的优势区间。中国的R&D补贴总体有效,高技术产业的补贴绩效尤为显著;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投资的带动作用要优于直接的财政补贴。

企业融资约束下的政府研发补贴机制设计

政府研发补贴应考虑社会效益。本文在企业融资约束和政企信息不对称情境下,基于机制设计分析框架,聚焦实践中常见的研发前补贴和研发后成本分担两种补贴方式,分别刻画不同方式下最大化社会效益的补贴机制,分析最优机制的结构特征及社会效益差异。主要得到了如下研究结论:第一,信息不对称情境下,最优机制应筛选虚拟创新剩余最大的企业作为补贴对象,补贴额度根据企业类型确定。第二,数值模拟结果显示:融资约束高时,研发前补贴机制可节省企业融资成本实现更高补贴效益;融资约束低时,研发后成本分担机制可节省政府信息成本实现更高补贴效益。第三,结合两种补贴方式优势的混合补贴机制具有效益增益。第四,竞争性补贴申报机制可实施最优机制,实现精准筛选补贴对象,精确设定补贴额度的效果。第五,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大产生更高信息成本,对补贴造成更多"扭曲"。第六,技术研发成功率较低且技术研发溢出效应较高时,内生决定补贴企业数量的机制更优。本文研究丰富了中国情境下的创新政策设计理论,为我国研发补贴政策优化提供理论指引和实施方案。

所有制异质、官员激励与中国的产能过剩——基于一个DSGE框架的扩展分析

本文结合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和经济转型的制度背景,构建纳入所有制异质与官员激励的产能过剩成因DSGE框架,基于DSGE稳态进行扩展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产能过剩因过剩劳动力和出口需求而越发严重:过剩劳动力为扩产企业提供实际工资不变的劳动,出口需求则为官员激励下的居民消费挤出提供销路;官员激励下的土地财政与公共职能缺位,导致居民储蓄增加,为扩产企业提供资金来源;地方政府的补贴式竞争也为企业提供扩产资金。然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外部经济危机下的出口萎缩,表明产能过剩的有利环境正在发生改变,需要把经济资源从产能过剩行业导出,优化资源配置。而这需要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带动居民消费,从而化解过剩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