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时期诗论《补闲集》与《破闲集》比较

高丽时期是朝鲜古代汉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朝鲜诗话也出现于此时。这里重点研究高丽时期的诗话集《补闲集》,将之与《破闲集》进行比较,从中窥探朝鲜古代诗学思想的早期构建。分析发现《补闲集》中收录的作家和诗作在数量上远多于《破闲集》,所反映的文学批评观点也更加客观和系统,同时在欧阳修《归田录》的影响下添加了"笑谈"和"国史补"要素,兼具文学意义和史料价值,是一部接受并融合了本国传统和外国文学的著作。

由《補閑集》看崔滋的四六文批評

高麗時期,較之古文,四六文更爲盛行。"四六"這一名稱始見於中國唐代李商隱的《樊南四六》,包含表、狀、啓、箋等各类公文。"四六文"較之後世出現的"駢儷文""儷文"等名稱,所指的範圍相對較窄。隨着四六文的盛行,高麗時期不僅出現了很多四六文作品,在詩話與詩文评《補閑集》中亦收録了有關四六文的理論。崔滋在《補閑集》中稱,四六文起源於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到了隋唐,受到律賦的影響,逐漸定型。按照崔滋的觀點,四六文可以説是起源於魏晉南北朝時期,成型於唐代。另外,他還主張,高麗時期的四六文經過柳和等文人的改造,文章句子變長,且四六文寫作中有抄録前人陳句的倾向。同時崔滋認爲金富軾是高麗時期四六文創作者中的典範,他反對模仿、學習林宗庇、鄭知常的四六文與李奎報的表文。崔滋在對具體的四六文作品進行評價時,不僅主張所寫内容必須符合事實,而且同時提到了文章的叙事。其四六文批評與當時其他批评家的四六文批評存在差異。通過對崔滋《補閑集》中有關四六文的批評的分析,可以看出,高麗文人已經形成了一套有體系的關於四六文的認識與理論。

韩国诗话《补闲集》对《破闲集》的承继与创新

李仁老《破闲集》拉开了高丽诗话的序幕。四十年后,崔滋创作了《补闲集》。《补闲集》在传承《破闲集》的基础上拓宽文本创作体制、详论诗歌表现方法,并创造性地阐释了诗歌本质、创作过程以及评诗标准。《补闲集》在《破闲集》基础上增补了国史、完善了诗学理论,对韩国文学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高丽诗话中的东人意识

高丽末期,以＂东人＂身份认同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兴起。受此时代思潮之影响,当时的诗话中出现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丽末诗话家通过对＂北学＂与＂西学＂的辨析,确立了本国文化在文明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并通过夸耀国土神圣性来抬高本国的地位。面对中国这一强大的＂他者＂,丽末诗话家论证了本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系出同源,进而宣称＂我国文物,侔于中华＂,认为本国文化足以比侔于中国。同时,还提出了＂天下一家,翰墨同文＂的文学思想,强调本国文学的伟大成就。丽末诗话中表现出的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韩国古代诗话中词论资料

韩国与中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文脉相通。韩国古代诗话起源于高丽中叶,李仁老的《破闲集》导其源、李奎报《白云小说》、崔滋《补闲集》与李齐贤的《栎翁稗说》踵其后。‘韩国古代诗话",指的是从高丽中叶迄近世朝鲜(十三世纪—十九世纪)的诗话,今存者有一百一十余种。在韩国古代汉文学中,词的创作与诗歌相比,可以说是十分寂寥,因此,韩国古代诗话关于词的议论也极为少见,且多本于中国历代的论词之语。今将韩国古代诗话中的词论资料辑出,对于我们了解词这种文学样式在韩国的传播、以及韩国对词体的认识应该有一定的意义。为保留文本原貌,辑录文字未作校讎,除罕见异体字改为通体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