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决权拘束协议法律制度研究——法理基础、制度分析与制度构建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无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外国企业走进来,企业国际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控制其它公司来提高竞争力。股权或者资产的并购固然是一种方案,但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协议控制公司无疑是更优化选择。在国外公司法理论和实践中,表决权拘束协议制度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尚未构建起一整套制度体系,使得在我国实施该方案存在诸多问题。在深入分析表决权拘束协议法理基础并对于该制度的立法进行制度分析的前提下,最终结合我国现行公司法理论与实践,在我国构建表决权拘束协议的一整套制度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必要性。

公司法上的表决权协议问题研究

表决权是股东参与公司管理的重要权利，获得了相应多数的表决权在某种程度上就掌握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因而，通过各种方式对表决权做出符合公司实际状况和投资者预期目的的安排就成了实践中惯常的做法。表决权协议就是这些众多安排中的形式之一。然而，对于表决权协议我国公司立法却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实践中对于应否承认表决权协议的效力，以及表决权协议应当具有怎样的效力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因此，本文旨在对表决权协议在各国的发展的考察和对制度自身的分析，结合我国公司治理环境和实践的需要，试图为该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一些思路。

股东违反表决权拘束协议的法律研究——以强制履行对公司决议效力的影响为落脚点

表决权拘束协议的效力在许多国家都经历了从被否定到被逐步认可的过程,随着公司治理自主性及独立性的不断加强,将进一步获得许可。在我国,股东在其表决权行使过程中,也有适用表决权拘束协议的需求,我国制度的实施应当符合人的偏好,完善表决权拘束协议相关制度。强制履行包括正反两个方面,无论是哪个方面都以推翻股东会决议,否定原先决议的效力为前提条件。基于表决权拘束协议与股东会决议相分离的共识,应当禁止股东会决议做出后适用强制履行这一救济措施,避免推翻已经做出的股东会决议。

股东表决权拘束协议的法律效力

表决权拘束协议是公司股东攫取公司控制权的重要途径,本文介绍了表决权拘束协议在各国学者中的不同概念,通过比较分析法得出了表决权拘束协议主体应为股东,以此对其定义,并介绍了协议具有合理配置公司控制权,有利于打破公司僵局的功能。接着从形式方面与实质方面分析表决权拘束协议的效力,形式方面论述了书面协议是否为其生效要件,登记是否为其对抗要件,而实质方面论述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为其协议主体,协议的期限与内容是否有其限制,以及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与社会公共利益。在此,笔者希望通过分析不同国家表决权拘束协议效力规定的不同,从而为实践提供建议。

狙击表决权行使和收益权的分离——以外观为视角析境外之相关规制

如果说有限责任构成了公司法最显著的特征,那么在彰显公司法的特征方面,投票机制则无疑稳居第二。[1]P63然而对于表决权的三大工具———表决权代理、表决权信托和表决权拘束协议———却是对表决权核心理论的游离。如何规制这三类工具也是各国公司立法的重头戏。文章从外观入手(协议书面性、登记公示、信息披露等)对此规制展开分析,以期通过新的视角窥探各国对公司表决权运用的立法倾向。

股东表决权拘束协议可以实际履行吗?

股东表决权拘束协议能否实际履行?对此,可从契约法与组织法的双重视角考量。如肯定之,需回答其具有组织法上效力的法理依据,并克服组织法上的适用障碍——协议何以约束缔约人之外的公司及其他非缔约股东?实际履行在股东表决权拘束协议违约救济上的适用,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性,应予有条件的肯定,但前提是协议具有组织法效力。股东表决权拘束协议的实际履行,需要基于协议的双重法律属性以及股东投票与否、决议成立与否等阶段性因素而予以情景化适用。股东未投票且决议未作出的,守约方可申请行为保全;股东已投票,尚在计票阶段的,得请求公司改票;股东已投票且决议已作出的,守约方得请求撤销在先决议,并诉请法院要求违约方在下次股东会上依约投票以形成新的决议。《公司法》文本有必要对股东协议作出整体性规范,肯定股东表决权拘束协议的效力,规制其介入公司治理的路径。

表决权拘束协议的初步研究——兼评“华电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

本文从华电公司案的争议出发,主要研究了公司作为表决权拘束协议的缔约主体、效力以及违约救济问题。出于实现协议目的的需求,结合司法实践,我国可以允许公司通过股东(大)会决议的方式成为表决权拘束协议的缔约主体。另外,在对表决权拘束协议守约方进行救济时,法院应平衡当事人、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等利益,从发生纠纷的公司类型、协议内容是否涉及第三人利益、签约股东人数、公司是否为缔约主体等多维度进行思考,以期通过损失赔偿和强制履行两种方式的结合,在最大程度上对守约方进行救济。华电公司案中法院不适当的判决恐带来错误的示范效应,建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指导性案例来明确与表决权拘束协议相关案件的裁判标准。

再论股东表决权拘束协议的违约救济问题

股东表决权拘束协议的违约救济问题关涉公司法的组织逻辑,无法单独依据合同法规则作出简单的判断。公司法对表决权拘束协议的介入主要发生在救济阶段,相关违约救济手段的理论已从原有的简单化选择路径演化为精细化衡量路径、从损害赔偿逐步演进到实际履行方式。但各种实际履行的精细化路径都面临组织法逻辑的严峻拷问,对实际履行路径的过分依赖似乎是国际经验的错位移植;相反地,损害赔偿路径在组织法逻辑中仍保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应被完全否定。基于此,区别于已有的观点,股东表决权拘束协议的违约救济路径之新体系构造应以决议是否已作出为分界,具体可归纳为:股东未投票、决议未作出的,守约方可申请行为保全,但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的限制;股东已投票、决议已作出且有效成立的,守约方无法请求撤销在后决议,守约股东仅能采取实际履行之外的其他违约救济方式。概言之,对具体违约路径的判定应当紧密围绕股东表决权拘束协议的组织法效力逻辑展开论证,以免出现谬误。

创业投资合同与我国公司法制的适应性探讨

创业投资合同打破了标准的公司利益与控制权分配格局,形成了创业企业独有的公司治理结构,回应了内含于创业投资中的极端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问题,从而对接了资本和创新。在我国创业投资实践中,美式创业投资合同条款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遭遇了种种制度障碍,与我国的公司治理规则、公司资本制度有诸多不匹配、不协调之处,这是我国公司法制适应性不足的表现,亟待修正与完善。

公司法语境下决议与协议之界分

司法实践存在协议"杀死"决议的现象。协议在我国公司治理当中运用甚广,然而,无论是放松管制,还是保障股东权益,又或是维护公司人合性,都难以成为协议"杀死"决议的正当理由。继而,无论是旨在加强收购监管的一致行动(协议)制度,还是意在确认行为效力的表决权拘束协议,察其本质都无法得出强制履行协议的结论。进而,通过明确公司程式在公司法上的价值,也能进一步厘清公司法语境下协议与决议的界分。当公司法之制度供给显著少于合同法,且决议制度本身还存在诸多不足时,协议极易"杀死"决议。要阻却这种伤害,公司法需要构建特殊的协议制度;同时,决议制度也需要在目的、原则、内容、程序、效力及责任等方面进行系统性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