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宗寺“歌舞会供表演仪式”考察与内蒙古草原文化“在地化”的渗入与发展

藏传佛教在蒙古高原传播的过程中,为适应蒙古民族独特的人文氛围和地理环境,在藏传佛教寺院的基础建设、法会仪式、文化表达等方面做了一定的调整。本文以内蒙古阿拉善广宗寺“歌舞会供表演仪式”为调研分析个案,通过对该表演仪式中诵经音乐结构的分析,探究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诵经音乐中所融入的蒙古族音乐文化元素,从而阐释广宗寺“歌舞会供表演仪式”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在地化”现象。研究发现,藏传佛教寺院乐舞仪式已经成为当地蒙古族信仰的重要载体,在蒙藏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安徽祁门傩舞种类及其表演仪式考述

祁门傩舞是徽州傩舞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它的演出风格与程序既不与池州傩舞相同,又不同于郎溪傩舞"跳五猖",更与歙县傩舞"跳钟馗"大相径庭。通过实际考察和历史文献查阅,发现该地傩舞不同乡村也不同,主要源自于历史传承与各宗族的信仰的不同。记录分析祁门的傩舞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该地区傩舞的多样性,使其按照各自的方式传承下去。

大型运动会开幕式表演仪式程序与组织的研究——以北京奥运会为例

本文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案例,对大型运动会开幕式表演仪式的程序及每部分参加表演的人数和持续的时间,采集了详实的数据,并进行了分析。旨在让人们对开幕式表演仪式程序和时间、人数、面积之间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今后开幕式表演仪式的组织与进行提供理论依据。

“视觉音乐”:阿穆尔地区传统仪式场景中的声音模仿

文章分析了俄罗斯远东地区南部各族群文化表演中声音模仿的各个要素。在阐述仪式表演文本作为编舞、场景设计与声音模仿的重要性的同时,作者强调了仪式场景的混合主义表演基础。在仪式场景中基于声音模仿体系的混合主义思想意识在现实中不仅仅赋予了人们听觉印象,而且还将其转化成为视觉印象,因此这种混合主义思想意识展现出了各族群在思想意识上的统一。

凉山彝族火把节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阐释

现代火把节节庆仪式无论在官方舞台,还是民间村头、院坝,都可被界定为一场具有情境意义的文化表演,因不同表演场域中的“表演前”(模式、观念)和“表演后”(音声产品)存在差异,才生成不同的表演文本。从学理层分析,民间场域的“传统知识”(文化模式)到表演实践(变体)是局内人的第一层阐释;官方舞台表演的“概念”到“音声产品”是局内和局外人合作的再次阐释或者“传统情景的再造”。从宏观的“表演”视角看,民间仪式表演场域中无论多少变体都可看作是官方舞台“表演前”(表演观念)的积淀;而官方舞台表演又是传统音乐文化的“表演实践”(表演行为)。由此,凉山彝族火把节从传统表演模式到官民共谋的复合节日体系,再到新冠疫情后回归民间村坝零散表演的转换,正是传承性音乐文本向表演性音乐文本发展的一个螺旋上升式的持续过程。

清代云南府官方礼乐仪式表演属性研究

清代云南府官办礼乐仪式活动承载着以礼乐教化边民的功能,儒学的兴起不仅表现在兴办教育与重视文庙释奠礼,而且表现在将儒家礼乐应用在各类天地、神祇礼乐仪式中,更表现在以儒家文化解释本地原有礼乐仪式活动,上述特征共同说明,清政府试图在云南地区建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完整礼乐仪式体系,借助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礼乐仪式活动来达到教化之功用。

民间信仰仪式性表演类民俗体育探析

从村落民俗体育的视角,运用民俗学和体育学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村落民间信仰仪式性表演活动所蕴涵的体育本质问题。通过对两个案例的分析,探寻村落民间信仰仪式性表演类民俗体育资源问题。认为村落社会广泛存在的民间信仰仪式性表演类活动蕴涵着丰富的原生态民俗体育内容,是提炼村落民俗体育活动的资源宝库。当前,发展村落体育的重点不是如何推动全体村民接受现代体育,而是在于努力提炼村落民俗文化活动中所蕴涵的民俗体育活动内容,并结合村落的民俗文化活动来推动村落体育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村落体育发展的困境。

浅谈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仪式及表演人才培训

对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仪式内涵、系统流程、仪式表演人员的选拔与培训。

仪式表演与权力博弈——以北洋军阀李纯葬礼为中心的探讨

1920年10月12日,江苏督军李纯在督军署"自戕"。时值直皖战争结束不久,各地"废督"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北京政府和江苏、天津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追悼活动和国葬仪式。葬礼使李纯"为国捐躯"的形象获得了仪式肯定,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仪式表演,背后则进行着激烈的权力斗争。北京政府和江苏军阀都想借李纯的葬礼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各界群众也通过参加葬礼表达了社会诉求。通过葬礼的举行,李纯之死成了言说时局、权力博弈的象征符号。

多重意义的祭祀空间──以西藏桑耶寺仪式表演为例

多重意义的祭祀空间－－以西藏桑耶寺仪式表演为例郭净宗教祭祀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场所，这个场所不仅是庭院或广场，也是一个融入了历史、文化和心理等内容的象征空间。各种因素在其中相互交织，赋予总体框架以多重的意义。表演者和朝圣者在此空间里穿行，仪式和表演在此空...

“古蔺花灯”的地域文化和仪式表演

流传于川南古蔺县一带的"古蔺花灯"是一种民间传统歌舞艺术,至今还保留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仪式表演程序。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蕴涵了区域民族所认同的文化观念,体现了汉、苗、彝等多民族相互融合的人文意识,也成为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本文就花灯的地域文化及特有的仪式表演内容做主要介绍。

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的学术走向与方法论意义——《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教学与辅导之十三

从跨学科和元理论角度探讨中国传统音乐及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问题,不仅涉及自身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的系统化、精微化建设,并且还关乎我们如何认清这些理论建设和实践行为在历时性与共时性学术空间中的坐标和走向,进而向国际学术前沿迈进的问题。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如今出现了“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这样的学术称谓,标示了该研究方向领域从开初的“宗教音乐研究”变更为“仪式音乐研究”和“仪式音乐民族志研究”,如今更进一步出现了“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的转向,以此凸显了一些以往由于具有不确定性因素而悬而未决的学术观念及研究倾向。目前后者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学术概念,有了相关的学术研究群体,同时也经过整合,成为民族音乐学中国实践或中国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或许已经包含了某些虽然基于艺术领域,但能够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起到补充、参照乃至参与引领学术发展趋向作用的方法论范式的意义。它意味着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持续了近40年的仪式音乐研究方向,在前辈学人的开拓牵引及几代学子的继承和传递下,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学术结论。

东巴仪式表演的文本结构探析

仪式也是文本,东巴仪式表演文本是以口头演述与仪式表演互为文本的。平行结构是东巴口头传统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句法结构,而在与东巴口头传统演述相结合的仪式表演中也同样存在着这一句法结构。从东巴仪式表演类型分析,其结构可分为以下并列平行式与递进平行式。在东巴仪式表演中,表演类型有着严整的结构单元,这些结构单元从最小的表演动作到表演步骤、表演程序、表演类别形成了金字塔式结构,同时也构成了各种仪式类型及表演类型。

东巴仪式表演的文本特征研究

仪式产生文本。东巴叙事文本产生于东巴仪事。东巴叙事传统文本既是口头与书面的复合型文本,也是诗、歌、舞、画等多元表演艺术形态的复合型文本,而且这一口头与书面互文的复合型文本与仪式叙事中的东巴音乐、东巴绘画、东巴舞蹈、东巴工艺等多模态的文本交织融汇于一体,从而体现出多元模态的文本形态。仪式表演文本类型既可根据仪式类型进行宏观层面的划分,也可根据同一仪式类型的规模进行更为详细的划分,说明仪式表演文本类型的确定必须基于仪式的外部与内部因素,二者是传统的产物。这些不同模态的文本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仪式叙事文本关键在于仪式程式。仪式程式是各个仪式叙事要素的程式关系之和,也是仪式主持者能够圆满完成仪式的秘密武器。

瑜伽焰口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

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旨在揭示并阐释仪式表演过程中,执仪者脑海中的音乐文化观念模式--音乐象征符号("归属性"模型/models of)如何经由表演转化为一系列音声景观(Sound scape)与符号表征("对象性"模型/models for)的过程。从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视角审视瑜伽焰口仪式音乐,可深入探究文化主体内在的文化精神与观念构型,由此揭示出仪式行为及其产品--仪式表演行为与仪式音乐之间的深层关联,进而达到对表演语境(contexts)与社会结构的整体认知,实现文化的阐释。瑜伽焰口仪式音乐表演,犹如一部内容宏富、形式综合的仪式音乐剧,具有虚拟性、艺术性、功能性与音声两极渐变性等特征,观察其仪式表演中所呈现的象征符号与符号表征,阐释其隐喻的文化义涵,揭示出一整套佛教"三密合一"、阈限期等文化观念模型主导下的仪式音乐符号表达系统。

《管子》仪式表演与权力场域中的“主控叙事”关系研究——兼论齐桓公的封禅尝试

《管子》是我国古代思想的一部早期经典,其内容博大精深,蕴含着管仲为服务于齐国崛起而采取的治国安邦、辅政牧民、祭祀教化、理财筹算和资源调配等系列理念。其中,仪式表演作为滋养历代统治阶层建构政治神话的有效途径,能够按照特定的神话思维模式及信仰观念体系,对人们的行为方式进行编码与再编码,从而获得民众对于统治威权的认同和顺从,有助于自身霸权话语的建构。基于此,借助于文学人类学所倡四重证据法,具体论证《管子》文本内蕴的仪式表演与权力场域中的“主控叙事”之关系,意在阐明在其文本描述的权力场域以及霸权话语建构过程中,以封禅为代表的神圣礼仪行为是如何对强化齐桓公的统治威权、缔造政治神话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

两种“真实”:仪式的表演与表演的“仪式”——以贵州三口塘苗族跳花节仪式为例

仪式的表演即仪式的本身,它是呈现隐含仪式背后神圣世界的通道。随着仪式的逐步世俗化,仪式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可供观赏性的表演形式,贵州省水城县南开乡小花苗的跳花节仪式的当下变化很好地诠释了仪式的这种变迁。基于田野材料的基础上,作者全貌地展示了传统跳花节仪式过程与现今作为一种表演的跳花节仪式,深入探讨仪式的变迁论题,提出这种变迁不仅体现在内容上,更体现在其所要发挥的功能上。

仪式表演与大学生形象传播——以五届全国挑战杯决赛开幕式为例

仪式具有通过形象传播进行社会教化的功能。大学生形象代表了未来中国的形象。全国挑战杯竞赛被誉为当代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奥林匹克'盛会,从2009年到2017年的五届挑战杯决赛开幕式既彰显了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又紧扣时代脉搏。开幕式凸显国家在场、精神交往、仪式道具和集体记忆,立足于爱国者、奋斗者、求知者、传承者的大学生形象传播。

“游神”仪式中“大神尪”手工制作技艺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以福建福州长乐后团“塔骨”手工制作技艺为例

历史学、艺术学等方法相融合的研究认为,福建福州长乐区“塔骨”的整体身型构造保留着扮傩表演的基本特征。从形象打造上注重雕刻面具(头筒)在游神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在身架上贴合了表演艺阵的动作范式,从而在动静结合中引发民众的崇拜幻想,进而移情于祈愿的神祇,发挥类似于古傩“保障境内平安”的仪式功能。当前,游神仪式淡化了宗教的神圣感,仪式表达的意象通过艺术符号得以全方位构建,其中凝结的非遗元素成为了乡民返祖、追溯传统的承袭基因,“大神尪”手工制作技艺也适应了从个性化到程序化的转变,在规范中推广了民俗,富有可转化可创新的艺术表演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