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评估及其发展方向——以艺术表演团体为中心的观察

1978年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历了三十的发展。艺术表演团体作为一个兼有公益性和经营性的特殊文化单位,其改革进程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可以为评价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程提供一种独特的观察平台。本文深入分析了我国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进程,并从加快文化立法、完善国家宏观管理体制和加强文化单位微观管理三个方面提出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对民营艺术表演团体文化体制改革的调查与研究--以云南省丽江市若干民营艺术表演团体为中心

本文以民营艺术表演团体文化体制改革为调查、研究之重点。同时也对我国已往文化体制改革做了简要的回顾与评介;本文结合对我国民营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做了定点的个案调查。对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尝试与推广,尤其对"丽江模式"的成功经验与思考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总结与研究结论。

我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探寻

建国初对艺术表演团体体制的改革,奠定了此后二三十年我国艺术表演团体的基本模式。改革开放以来,艺术表演团体经过了初始阶段、推进阶段、深入阶段三个阶段的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艺术表演团体与政府的关系由依赖型转向相对独立型,艺术表演团体由事业型转向市场经营型,艺术的社会属性与商品属性逐步统一。

国外经验与深化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基本策略

在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路线图、时间表得以明确的背景下,艺术表演团体改革在长期的"内卷化"改革后终于被推向了突破的关口。国外艺术表演团体在制度建设、组织建构、人员管理、资金渠道、产业布局等方面的经验为当前我国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提供了参考。针对我国艺术表演院团改革与发展的现实困境,加强制度建设、完善配套制度、培育演出市场、进行区域规划和布局、加快院团内部体制机制建设,是顺利完成当前艺术表演团体改革转型的基本路径。

论中国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实现途径——兼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特殊性

中国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的目标和道路要受到行业内部特殊矛盾运动形态的制约。以艺术表演团体改革为例透视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与政府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可以为决策者提供一种有关中国文化事业体制改革过程和特点的具象把握。在整个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艺术表演团体固有的政治-伦理角色、市场-经营角色、艺术-行业角色三重身份和伦理性目标、政治性目标、经济效益目标、审美价值目标等多重目标之间相互矛盾、相互依存和对立统一,共同构成了艺术表演团体内部复杂的矛盾运动。而正是这种矛盾特殊性构成各级政府在推进艺术表演团体改革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基础。

晋剧表演团体“公益性”与“盈利性”经营之难——对晋剧艺术发展制度的思考

晋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需要保护、还需鼓励它的传承与传播。晋剧艺术的这一身份．表现为晋剧表演团体转企改制之后．出现了“公益性”事业单位与“盈利性”企业单位并存的情况。而这致使在晋剧艺术市场中，晋剧艺术表演团体的经营存在“公益性”与“盈利性”并存的模式。我们需要考察．此种文化体制改革后的晋剧经营制度．是否有利于晋剧艺术的发展．以满足其背后折射出的保护文化多样性、弘扬传统文化、实现文化复兴、确定自身文化身份的强烈诉求。

转型期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分期问题

转型期艺术表演团体改革存在着两个阶段和两种模式。依据艺术表演团体内部计划体制存量与市场体制增量的力量对比变化,可以划分为计划主导阶段和市场导向阶段,与此两个阶段相对应的改革模式分别称之为计划主导型模式和市场导向型模式。由计划主导型模式向市场导向型模式发展,体现着转型期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基本方向。

改革创新是文化艺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云南省级文艺表演团体改革发展的启示

中共十七大报告再次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突出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1](P33～34),并明确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

艺术表演团体产业化过程中财政投入政策问题研究

文章运用公共财政理论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了艺术表演团体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相应的财政政策取向,并对艺术表演团体产业化的外部环境及配套措施提出了改革建议,划定了财政供给的范围,提出了财政投入的终极目的和原则,认为对不同的艺术表演团体要分类定位,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要调整投入结构,改革补助方式,并对财政财务管理体系加以完善。

艺术表演团体管理的有效性分析

当前我国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从总体上看，院团面临的现实境遇和存在的问题纷繁复杂，除了社会转型期中体制变革的阵痛之外，自身管理理念的陈旧、管理方式的落后和管理效能的低下是其当前函需解决的难题。

中央级和省级国有艺术表演团体预算决算信息网上公开调查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由公共财政供养或部分供养的行政和事业单位有义务主动向公众公开本单位的部门预算和决算。文章对230家接受各级财政补贴的中央和省级国有艺术表演团体2017年预决算信息网上公开情况作了初步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艺术表演团体没有公开预决算信息,其上级主管部门也未很好地履行披露包括所属院团在内的二级预算单位的部门预决算。国有艺术表演院团的预算决算是否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公开,绝大多数院团及其主管部门均各行其是。针对国有院团预决算公开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了一些政策改进的建议。

“以奖代补”是提升公共文化支出绩效的重要方法——以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收入与财政补助挂钩办法为例

文化是可以跨越国界、超越时空共享的。文化的消费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已经成为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催化力量。公共文化产品既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征,又有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是一种消费者评价低于合理评价的物品和服务。

国有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进程的调查与研究——以滁州市为例

作为安徽省文化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滁州市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的文化体改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通过对滁州市国有艺术表演团体文化体制改革历程的调查回顾,总结出其改革进程的分期依据,对滁州市国有艺术表演团体文化体改的进程作出评估和思考。

内蒙古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的体制改革与发展

我国国有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表现出了四种模式。这些改革阶段和改革模式在内蒙古的国有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中都有所体现,但总的来说内蒙古的改革始终局限于自身机制的微观改革,始终处于被动式的跟进和适应的状态,传统的院团体制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还需要从政府宏观管理和艺术团体微观管理两个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

江苏艺术表演团体资金来源分析

依据可以收集到的近年来江苏省文化发展统计数据,在简要描述艺术表演团体总体情形的基础上,对其财务状况尤其是资金来源进行分析,发现长期以来艺术表演院团资金渠道单一、过于依赖政府拨款的弊端尚未改观。在票房收入之上构建一个包括政府拨款、商业赞助、公益捐赠在内的多元化资金筹集体系,对于艺术表演团体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试论艺术表演团体体制调整和制度创新

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核心在于体制调整,艺术表演团体体制主要表现为一种"关系"的结构化和秩序化。因此,艺术表演团体与政府、艺术表演团体与社会、艺术表演团体与演职员工之间的三大关系构成艺术表演团体体制的基本框架。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文化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的通知

省文化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省人民政府:近年来,我省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省直属艺术表演团体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指示精神,结合实际,大胆改革。

体制改革对艺术表演团体财政补贴效率的影响

艺术表演团体一直是国家财政补贴的对象,补贴近年增长迅速,但是财政补贴的效率却不高,观众人次和演出场次一度下降得非常厉害。为此,2005年中国政府对包括艺术表演在内的文化部门发起了增量(非公有制资本准入)和存量(国有院团事业单位改企业单位)改革。本文使用1985-2017年艺术表演团体的财政补贴和演出收入、观众人次等中断时间序列数据来进行评估。研究发现:2005年政策干预前,艺术表演院团的财政补贴社会效率和经济效率逐年边际递减;干预后,财政补贴效率提高显著。但提高几乎悉数来自增量改革而非存量改革,这在经济效率上表现得更为显著。同时,不同体制的院团财政补贴效率不同,非公有制院团的补贴远远少于国有院团,但财政效率却明显高于国有院团。

中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以历史制度主义为视角

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对新中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变迁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在结构性变迁上,宏观制度背景和经济因素、利益关系和意识形态等政治变量决定或影响艺术表演团体体制的形成与演化;在历时性变迁上,"关键节点"的出现导致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断裂,而制度断裂后,报酬递增、自我强化等因素使艺术表演团体体制进入"路径依赖"下的制度延续状态;在互动性变迁上,制度与执政党、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互动也不断推动体制变迁的发生。我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要重视相关政治变量及其结构关系的影响,并不失时机地创造"关键节点",打破路径依赖困局。同时,还应积极发挥相关主体的自主能动性,推动体制改革的深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