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与中外“表笺之祸”

清代史家赵翼将明代因表笺文字触犯朱元璋忌讳而获罪致死,称为"表笺之祸"。"表笺之祸"为前代所无,乃朱元璋以文字杀人之一大"发明"。朱元璋专横跋扈,疑忌重重,喜怒无常,在处理国内君臣关系与邻国朝鲜的关系中,屡兴"表笺之祸",给国内君臣关系与中朝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与影响。

朝鲜初期对明朝表笺问题探析

表笺作为处理朝鲜与明朝政治外交关系的重要工具,承载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丰富的内容。朝鲜太祖年间与明朝发生的三次表笺问题,实质为朝鲜和明朝的外交纷争,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明朝的文字狱、明朝对朝鲜的不信任、朝鲜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差异等。表笺问题也是朝鲜与明朝两个新兴政权在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与适应过程中的体现。

敦煌文献表状笺启中“右”的含义

笔者对敦煌文献表状笺启中"右"的含义进行了考察,认为"右"与后面用于自称的词连在一起不表"自称",也不表"谦称",而应该是指官员具体的官衔、姓名,所以应单独标注,否则可能会使人产生误读。这种单独标注的"右"表示"如上、如前"的意思,它紧跟在官衔、姓名之后,指代写表状官员的官街和姓名。

《东文选》“表笺”类作品编纂背景略论

《东文选》是朝鲜初期编成的一部一百三十卷的多文体选本,其中收录的表、笺作品多达十四卷,这既受益于以承文院文官为主要编纂班底的文献裒辑之便,又与表、笺在东国外交、科举等场域中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从《东文选》"表笺"类作品的编纂体例,可以看出主纂者徐居正等人在遵循前代选本既有规范的同时,也能自成新格:将表、笺作品合标以"表笺"之目,很有可能受到东人别集《阳村集》以及《翰墨全书》等中国类书的启发,同时也起到了维护本国国体的客观效果;至于按题材对"表笺"下的作品做出不标细目的二级分类,则是对《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东人之文四六》等文献相关作品分类编排经验各有去取的学习;而在藉助类目细分表达出自我文体观念的同时,一些细节上的处理又体现着编纂者们有意识的去类书化倾向。

读《渭南文集》表笺文札记

《渭南文集》中的表笺文包括自撰之文和代拟之作两部分,陆游自己十分珍视,其编排体例十分严谨。其中的到任离职谢表、"逆曦授首"贺表贺笺以及最后三年间的表笺,都与陆游的生平出处和内心世界直接相关。陆游的表笺文撰写讲究得体,总体上表现出简洁精致的特色。

洪武年朝鲜表笺事件与辽东疆域危机

洪武末年,明与朝鲜间由于潜在的疆域矛盾,先后引发了洪武二十六年"谢更国号表"事件、洪武二十九年"贺正表"事件、"请印诰表"事件以及洪武三十年"贺千秋启本"事件等四次表笺事件,明太祖对这一系列事件进行了追责,一方面激化了明与朝鲜间的疆域矛盾,另一方面也使以郑道传为首的朝鲜"强硬派"在国内逐渐孤立、失势,最终倒台,从而化解了其对明朝辽东疆界所造成的潜在威胁。

明朝初期与朝鲜表笺事件——以权近的“诗赋外交”为中心

1392年朝鲜王朝成立,李成桂继承前朝高丽末对明“事大外交”的方针,朝鲜将表笺、奏章等事大文书作为两国交流的手段。但洪武末期朝鲜向明朝上呈的表笺成为明朝与朝鲜发生外交纠纷的起因。为解决表笺事件,权近赴明。

高麗末期稼亭李榖的表箋文研究

本文對高麗末期文人稼亭李榖表箋文的風格進行了考察。稼亭出生於高麗末期的鄉吏家庭,他克服了作爲高麗人的身份界限,最終成爲中原霸主元朝的士大夫。在此過程中,稼亭向元朝的皇帝、皇后和太子撰寫過表箋文。高麗的表箋文,都是以高麗國王的名義呈上的。但稼亭的表箋文,却是以元朝官員的身份呈上的。因此可以説,稼亭所撰寫的這種表箋文是較爲特别。

精微朗畅,壮采遒骨:陆机散文论

按照《文心雕龙·总术》"文笔"的分类标准,陆机文可分为无韵之笔和有韵之文两类。其无韵之笔,亦即散文,又可分为政论、序文和表笺三类。内容不同,风格也有细微的差异:政论言论慷慨,说理警策;序文叠意回舒,互相映带;表笺昭明心曲,指事切要。虽说"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但是从整体上说,其散文风格,既有汉代文章的醇厚温润,又有魏晋文章的辞锋通脱;说理精微朗畅,风格壮采遒骨,艺术个性十分鲜明。文如其人,陆机"言论慷慨""其声如钟",善于应对,机锋逼人,二者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

明初“表笺之祸”补证

明清文献中记载了很多因文字触犯忌讳被朱元璋诛杀的案例。清代史学家赵翼还专门撰写了一篇《明初文字之祸》,这篇文章被后世学者广泛引用,但也有一些学者对其中个别案例提出质疑,甚至进而怀疑明初文字狱的真实性。事实上,朱元璋在《教民榜文》中曾明确宣布,因为所上表笺中存在“诽谤”文字而诛杀了一批地方学官,为文字狱的真实性提供了不容置疑的铁证。此外,学者们质疑文字狱时提供的证据也未必可靠,比如有些学者一口咬定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并未遭到朱元璋诛杀,而是一直活到建文初年,但仔细分析其论证依据,其实存在很大的漏洞。

明洪武時期宫廷的正旦禮儀舆節慶

明朝的賀正與正旦禮儀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洪武元年攻克元朝都城大都,完成大一統事業,九月命禮官定正旦朝會儀。首次正旦朝賀始於洪武二年。洪武三年的《大明集禮》確立正旦朝會制度,依據儒家經典與歷朝制度制定,沿襲了中國傳統。洪武二十六年命禮官重定朝賀傳制等儀,包含正旦朝儀,《明會典》朝賀儀即是以此爲基點的。正旦節日前後還有享太廟、祭祀天地於南郊等其他的活動。洪武時期賀正朝會上的外國使臣,主要是高麗、琉球、暹羅三國,表達了對明朝統治與東亞影響力的認同。地方官、土司以及＂邊夷＂進賀正旦表箋,表達了地方政權對於中央政權統治的認同,體現＂大一統文明之治＂,歌頌並屬於萬方（邦）來（展）賀的禮儀。

17至18世纪俪文选集的编纂及其影响——以徐庾体骈俪文爱好现象为中心

从文艺性的立场来看,一般认为骈文文学性不足。这是因为,由于骈文是出于公共目的写作、且按照固定格式写成以此传达内容的文体,缺乏对于个人思想与情感的表现。因此,骈俪文的功令文习气越少,就越能获得优美的评价。这种优美的骈文,就是徐庾体骈文。特别是到了17世纪,馆阁体骈文成为一时文章写作主流,出现了一些关注六朝时期文艺性骈文、致力于骈文创作的作者。这一时期,韩国文坛中骈文代表作家有任叔英(1576—1623)、赵缵韩(1572—1631)、南龙翼(1628—1692)等人。本文对俪文选集类文献,以及个人文集中“俪文”条的出现的情况及其意义进行了考察,同时考察了徐庾体骈文的美学风格。通过对骈文选本的编纂情况与“俪文”条的出现,以及南龙翼《俪评》中的骈文批评的分析,可以看出17至18世纪朝鲜汉文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馆阁体骈文。其中,只有少数作家从事文艺性较强的徐庾体骈文的写作。在壬辰倭乱、丙子胡乱以及仁祖反正之后,由于事大表文写作需求增加,以及朝鲜国王肃宗对骈文的特殊爱好,朝鲜前期以对策文为主的唐宋文写作,到了壬辰倭乱之后,转向以表笺为主的馆阁体文章的写作。因此,比起四书三经等经学著作而言,人们更倾向于通过《左传》以及诗家文章的类抄或表文类抄等,学习文章写作技巧。此外,对于活跃在17世纪朝鲜文坛的南龙翼、李安讷、李端夏、南九万、申钦等人的徐庾体骈文写作,人们给予了“高华”“清楚”“遒丽清新”“清丽”“瑰丽清健”等评价,文中对于这些评价也进行了考察。总体上来看,上述诸人的徐庾体骈文写作风格为“清丽”,与“绮丽”略有不同。此外,笔者还发现,茶山丁若镛与南龙翼对于罗丽鲜初的骈文的认识有差异。基于此,笔者认为将17世纪,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这两个阶段的徐庾体骈文的情况进行区分考察十分必要。这是因为,徐庾体骈文与小品文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关联。

君臣权力关系与洪武表笺改革新解

朱元璋推行表笺改革的过程,对应着洪武时期君臣权力关系的阶段性变迁。早期二者相对制衡,故臣下尚拥有较多话语权,表现为君王对士大夫文统的妥协。君权渐盛后,以洪武六年(1373)诏禁四六为标志,帝力开始主导改革方向,并在上层公文领域立收成效,但在向下推广时遭遇了知识阶层的文化阻力。等到改革后期,皇权独大,朱元璋基本实现对表笺语言形式和精神内核的改造,并对后世的公文体制及文风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朝鲜与明清表笺外交问题研究

表笺是朝鲜与明清两朝所采取的主要外交工具,表笺外交成为朝鲜与明清关系的重要特征,也是朝鲜处理与宗主国关系的重要策略。但在表笺外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表笺问题纠纷。通过对朝鲜与明清表笺外交中表笺纠纷的考察,论文分析了表笺问题产生的原因,总结朝鲜表笺外交的成功之处和两国古代政治文化交流成果。

洪武时期中朝外交中的“表笺风波”

洪武初年,明朝与高丽、李朝虽建立了宗藩关系,但由于朝鲜半岛政局动荡,复杂多变, 对明外交受其政局的影响,摇摆不定,时好时坏,致使明太祖朱元璋对朝鲜失去了信任感, 在与朝鲜的交往中猜忌心理不断加剧,屡屡制造表笺之祸,从而使本不稳定的两国关系更趋恶化的态势。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中朝两国关系才开始进入正常稳定的发展时期。

洪武末年朝鲜对明外交文书问题探析

洪武末年,由于朝鲜向明朝传送的外交文书中存在文辞等方面的问题,明与朝鲜发生了四次外交争端。实际上,外交文书问题是两国在辽东地区利益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

李成桂父子与朱明

一 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取恭让王王瑶而代之,开创了李氏朝鲜,王氏高丽亡.李成桂是在高丽末年对抗倭寇、红巾军以及北元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著名将领,不仅在其国内被敬为神人,在敌国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曾与之作战的纳哈出对其称赞备至,"我本非与高丽战.伯颜帖木儿王遣年少李将军击我,几不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