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代理抑或诉讼代替——清代抱告制度的表达与实践

虽然近代学者多将抱告制度理解为中国古代的诉讼代理制度,但从制度设计上而言,两种制度是不同历史和制度环境下的产物,差异十分巨大,抱告为诉讼代替制度。需要指出的是,制度的表达和制度的实践并不相同,在司法实践运作中,抱告制度也会呈现出诉讼代理的特性。讼师能够通过以抱告的身份参与到诉讼中来,这使得表达意义上的诉讼代替制度成为事实上的诉讼代理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抱告与诉讼代理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一致性。同时,以往对于讼师的研究认为讼师仅仅是居于幕后的人物,现在发现讼师是有可能在公堂上出现的,而抱告正是为讼师上堂提供了一条"暗渡陈仓"之策,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污名与自我污名:大学生身份表达与实践的二重性分析

污名及自我污名文化,比如"屌丝"、高富帅、土豪等话语的流行,是犬儒主义在互联网时代新的表现形式,是现代性的后果,并代表着一种去经典化的社会认同。而大学生作为中国底层阶级的新来源,已成为自我污名文化的代表性群体,这说明"寒门再难出贵子"——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社会阶层向上流动中的作用受到了挑战。然而,"逆袭"、"与土豪做朋友"等又反映了大学生自我污名背后的"反抗"或者矛盾性,自我污名文化的身份表达与话语实践存在二重性,体现了文化生产与阶层流动背后的多重动机和多重权力关系。

“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机构法定职能的表达与实践——以M镇为例

本文通过对"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机构法定职能与实际职能进行对比考察看出,一方面,乡镇机构部分法定职能在实践中并没有履行,另一方面,乡镇机构除了履行法定职能之外,还有各种额外的工作任务。这就折射出乡镇机构法定职能与实际职能的背离与统一问题。

《公共图书馆法》表达与实践的实证研究

以法律的“表达与实践”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案件进行实证研究,归纳出影响该法“表达与实践”的三个维度:外部信息、内部激励和法律系统。结合三个维度提出用法律预测、法律解释、法律联系、法律试点、法律评估等方法解决该法“表达与实践”不协调的问题。表3。参考文献10。

探索历史的真迹——评黄宗智《清代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清代民法为任何一个对法制史有所涉猎的人所熟悉 ,但人们大都是从清代官方的表达中对它加以了解的。美国学者黄宗智在《清代法律、社会与文化 :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一书中 ,从几个方面论证了清代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与清代官方表达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即实践与表达的背离。这使读者们不得不努力追忆以往所读过的清代官方表达与前人著说 ,与黄先生的观点做一番对照 ,以探求历史的真迹。

评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黄宗智,最先关注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并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等著作出版.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先生的研究领域逐渐转向法律史.他认为,法律制度的研究牵涉到社会文化史的基本问题,但以往两门学科互不过问,结合社会文化史与法律制度的研究,可以在新的领域中进行传统学科的整合.

税法的表达与实践——以《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4条为例

虽然税收与人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但税法还远远没有成为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活法”,不仅纳税人偷、逃、骗、抗税的情况时有发生,就连政府以及负责征收税款的税务机关,也并非严格执行国家税法规定的典范。为什么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存在反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非正式性”特点在税收立法及税收执法中的反映。而税法表达与实践的背离表明我国依法治税、实现税收法治的进程依然漫长。

试论价值观与法律的关系

在瞿同祖先生和黄宗智教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价值观在法律的表达与实际运作中的作用,从价值观与法律的关系角度解读法律的表达与实践之所以产生差异和背离的原因。能够得出这样的认识,价值观在法律的表达中得以充分的体现,而在法律的运作中所起到的作用则是导向性的。由此可以看出价值观决定着法的善恶;决定着法律的发展方向。

中国古代家长权之法理探析

我国的法古代律实践与法律文化当中,家长权、家长制以及家长观念对现代社会影响甚深。与西方"亲权"制度不同,家长权乃是中国古代法制中特有的一种单向权利义务关系,它反映了中国伦理特有的"差序格局"[1]。它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法所蕴含了何种人身关系、财产关系乃至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突破点。概因家长权不仅是古代中国家族关系中的核心伦理概念,更是中国古代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家长权与皇权)紧密的结合之事实写照。我国古代家长权确立于汉代,后随法律儒家化而逐步加强。理解和反思中国古代家长权之构成及其中法理,对于我们理解我国家庭的伦理结构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的制度自省意义——以《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为切入点

法律表达与实践的背离见诸中国法律的诸多领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法律实践和法治公信力。经由司法渠道的弥合固然可以缩小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立法者在因应这一问题上的他者地位。经过多年摸索的执法检查已成为我国立法者了解法律实践情况的最常规、最稳定、最有影响的监督手段。以《食品安全法》为切入点,在风险社会语境下,执法检查在弥合法律之表达与实践背离上有着积极作用。

劳务派遣法律规制与实践背离的法社会学探究

通过对劳务派遣法律规制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考察发现:法律规制是一回事,劳动实践又是另外一回事。在劳动实践中通行并发挥作用的规则,并不完全等同于书本上的劳动法律。如何从理论上理解并解释该现象以及如何分析其成因并提出有建设性意义的对策是我们关注并解决的问题。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运用“行动中的法”的理论分析了劳务派遣法律规制的修改、实施问题,揭示了劳务派遣法律规制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背离现象并予以理论化和类型化,进而从立法和法律实施两个角度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即劳务派遣法律规制的不足,影响了法律规制的实施效果;弱化的行政执法,造成了法律规制效果的低下;“双轨制”用工制约了法律规制实施效果,三方之交易行为规避法律条款,架空了法律规制。

《法律与书商:商业出版与清代法律知识的传播》评介

近年来,黄宗智等学者通过对清代法律表达与实践领域的研究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清朝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美国历史学者张婷新近出版的《法律与书商:商业出版与清代法律知识的传播》(张田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将清代法律的制度史与清代晚期兴盛的出版史两条研究线索贯穿于清代法律实践的研究,呈现出清代官民如何获取相对准确的法律知识、法律知识商业化如何改变法律信息的传播方式,以及法律知识又是如何有力地影响人们抉择与行动的社会实态。

《困局与应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研究》

把增强著,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65元抗战时期精兵简政是中共革命和军政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放眼中国抗战史乃至国际抗战史,均堪称成功典范。该书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精兵简政为探讨对象,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的政策表达与实践运作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逻辑地呈现了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与推广、精兵简政之初存在的普适性问题及其应对、军队系统精兵建设的贯彻与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