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说献疑

辛亥鼎革时期的袁世凯并没有在理念上经历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转变。出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及自身利益考虑,袁氏实际上是想造成虚君共和。他首先坚持以十九信条为宗旨,力图主导国民会议之组织,以防唐绍仪和伍廷芳会谈所定国民会议方案造成民主共和结果。接着因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及国民会议商谈走进死胡同,他又意图由清廷授权其组织临时政府,以取消南京临时政府。为此他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策略,一方面劝导清廷“速定大计”,改建共和,使南方以为清帝将要退位,另一方面在预拟的相关诏书中竭力避用“退位”一类字眼,并试图将由其“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写入诏书。在遭到满蒙亲贵和革命党两方反对后,袁氏转而依靠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衔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定大局”,仍未放弃清帝。在得到与南方协商皇室优待条件的授权以后,袁氏奉旨反复拒绝将“逊位”二字写入诏书,主张改用“辞政”。因南方坚决反对虚君共和,袁氏才不得不于最后时刻经清廷授权,同意南方的提议,以“辞位”替代“逊位”。一系列史实证明,所谓袁氏“逼迫清帝退位”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放大了袁氏对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的贡献,而真正要逼迫清帝退位的,其实是革命党人和那些转向民主共和的立宪派人士。

民元袁世凯最高权力获得的合法性探究

辛亥民元之际,袁世凯的身份从清廷权臣转变为民国临时大总统,该转变是在各方“拥袁”的背景下进行的,各方对袁世凯的拥护构成了他在民元获得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清政府对袁世凯的授权以及北洋集团对他的认同,构成了他在民元获得最高权力的政治基础;革命党对袁世凯权力的认同和承认,为其提供了革命象征;立宪派对袁世凯的投诚与认同,为其提供了精英基础;列强对袁世凯的帮助与支持,为其提供了国际认同;社会大众对袁世凯的认同与服从,为其提供了民意基础。

晚清修律期间袁世凯与法理派关系探赜

在清末变法修律的过程中,法理派和礼教派就《大清新刑律》的制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法理派主张司法独立、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离并剔除封建礼教,礼教派认为应当维护地方督抚的裁判权、实体法为体诉讼法为用以及“因伦制礼,准理制刑”。袁世凯在此次礼法之争中对法理派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法理派在人数远少于礼教派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袁世凯法制改革思想与沈家本相通之处颇多,支持法理派与其对“西学”“西法”的认同密不可分。但是,袁世凯成为法理派的同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担心慈禧去世后对其不满的满洲贵族会借机报复,支持法理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皇权。

从联袁到反袁:丁未政潮前后康梁对袁世凯态度的变化及其动因

戊戌政变期间,袁世凯将谭嗣同夜访提出的围园杀后计划向后党告密。多有论者认为,康有为、梁启超从那时起一直仇视袁世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戊戌后9年时间里,康梁未对袁世凯进行责备和谩骂,反而对袁多有赞美,甚至常存联袁之心。1907年的丁未政潮是康梁对袁世凯态度发生变化的转折点。1908年政闻社被禁事件,进一步加深了康梁对袁世凯的恶感。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崩逝,康有为、梁启超怀疑光绪皇帝为袁世凯毒杀,遂掀起猛烈的促杀袁世凯活动。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罢回籍,康梁上书摄政王载沣,希望给袁世凯定罪。康梁反袁态度日趋激烈,是由于袁世凯对康梁持续打击使得康梁对袁世凯彻底失望所致。

两宫崩逝后康梁反对袁世凯活动述论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崩逝。11月14日至16日,远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康有为听到光绪濒临死亡的消息,立即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世界各地保皇会员和国内各省督抚等处发电报请讨伐袁世凯而救护光绪帝。当康有为梁启超得悉光绪死亡确讯后,立即致电、致函保皇会员、督抚官员、普通国民等,宣称袁世凯毒杀光绪帝,号召讨伐袁世凯;他们重点联络善耆和岑春煊作为讨袁同盟力量。11月底,康梁得悉载沣的摄政王位并非袁世凯拥立,转而采取联络载沣杀袁的行动方针。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罢免后,康梁放弃杀袁的方针,但仍希望载沣给袁世凯定罪,以防其东山再起。尽管康梁使出浑身解数,但受种种因素制约,杀袁和给袁定罪的目标最终归于失败。

聚散分合之间:张謇与袁世凯关系考辨

张謇与袁世凯结识于登州庆军军营,份属师生。张謇曾举荐袁世凯,也曾负气断交。二人在甲午战争时期复交,清末立宪运动时期通力合作,建立政治同盟,促成清廷预备立宪。辛亥革命时期张謇极力拥护袁世凯攫取最高权力,并在1912—1915年的袁世凯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袁世凯复辟帝制,张謇断然弃袁而去,一心从事实业、教育。二人的交往合作长达36年,对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袁世凯政府对中华革命党的侦缉与策反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等人流亡海外组建中华革命党,举起革命低潮下的讨袁旗帜。以革命的对手方为着眼点,此时袁世凯政府采取的侦缉与策反的政治策略,是孙中山实现革命理想的障碍之一。袁世凯政府针对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的相关行动呈现着武力镇压、刑事侦缉、策反与招抚等阶段性特点,反映出彼时国内外政治波谲云诡的剧变,以及袁世凯政府与中华革命党之间因时因势而变的政治较量。这对重新认识孙中山等党人的革命活动和中华革命党的真实面相具有重要意义。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外交策略述论

袁世凯出山后,一面筹备军事,观察革命形势发展,一面积极展开外交,加强与西方列强的联系与沟通,始终紧绷避免西方列强干涉这根弦。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的外交政策仍以取悦列强为主,并不敢公开违背列强意旨,但亦没有奴颜婢膝,没有低三下四地出卖国家利益,所以不能简单地冠之以屈辱外交。就当时的情势而言,因列强的态度希望中国尽快结束内战,实现南北统一,也都希望袁世凯能够收拾政局,建立一个强有力政权。袁世凯充分利用列强的这一心理,力图牢牢抓住外交主动权,因势利导,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利用西方列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袁世凯的骗人把戏

易宗夔《新世说·假谲第二十七》云:袁世凯自迁居三海,即密谋帝制。每庖人烹鱼,袁命姬妾收藏鳞片之较大者,云以制药。后创浴池于居仁堂侧,入浴后,从者刷池,辄见巨鳞数片,杂垢腻皮屑中,相传以为真龙。其变诈皆此类也。奸人多诈,自古皆然。但鱼永远是鱼,怎会成龙?在垢腻皮屑中杂几片巨鳞,人家就拿你当了真命天子?袁氏也太低估天下人的智商了!

袁世凯治军思想研究——以《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为例

甲午一役,清政府以惨败收场,抱残守缺的保守官员,真正认识到了近代新式军队的威力,编练一支新式军队的想法开始在清政府内部流行起来。1895年,袁世凯奉命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在此期间袁世凯与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人编撰《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一书,确定新建陆军的训练操典、规章以及条例。《训练操法详晰图说》1899年8月书成,“恭呈御览”。《训练操法详晰图说》采取分卷论述的形式,内容包含了官兵训导、马步炮兵西式操法、行军驻扎规范、募兵条例等,在总体内容上效仿德国章程,以十分完备。《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详细论述了袁世凯的治军练军的具体措施,这些举措全面反映了袁世凯的治军思想,对于中国军事近代化过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试论辛亥年袁世凯复出时的心路历程

辛亥年武昌起义,改变了国内政治生态,政局走向亦变得日趋复杂化。这使得袁世凯复出时的心态不可捉摸,反映到行动上,便是"不行不止,亦行亦止",但也并非无章可循,袁氏的心理在当时经历了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由于袁氏技高一筹,既没有愚忠,也没有完全倒向革命阵营,力求扮演一个调停者的角色,从而渔翁得利。

辛亥袁世凯再起诸因素述论

长期以来,我们深信不疑地认为,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复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历史必然。其实,在袁世凯出山一事上,似乎偶然性的作用更大些,但并非否认其自身因素所起的关键作用。由于历史发展是靠合力,形势永远比人强,因而片面强调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有违历史真实。袁世凯复出看似历史的必然,实则各种因素际会的结果。

民国初期传媒关于袁世凯对藏政策的报道

破坏镇压人民斗争、强化独裁统治、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益是舆论界对袁世凯的基本评价。关于袁世凯在对藏政策方面的评论和介绍或语焉不详,或很少介绍。通过对民国初期传媒材料的梳理并结合各类历史资料,发现袁世凯执政时期,继承了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主张以汉藏民族间平等团结为基础,以"谋内政之统一"和实现"民族之大同";在中英交涉中,充分利用外交手段、依据国际惯例,拒绝签订出卖西藏的各类条约;调整政府机构,采取由剿到抚的策略,争取西藏内向中央。袁世凯在处理边疆西藏危机时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使萌芽中的"现代中国"在西藏主权问题上占有一定的主动性。

论袁世凯的仇日政策及实践

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从袁驻朝鲜起始终处于对抗状态,袁世凯对日本的敌视态度表现在各个方面.<二十一条>的交涉,不是袁对日妥协的产物,而是日本推翻袁世凯的重要步骤.袁对<二十一条>进行了相当的抵抗.日本排挤、打击袁世凯,则是袁仇日政策的必然的结果.

严复与袁世凯关系释论

关于严复和袁世凯的关系,学界关注很少。事实上,严复和袁世凯交往的二十多年,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民初政坛风云的起伏,严袁之间的友谊和纷争,深刻反映了那时社会文化的变迁,也透视出严复的政治追求及其对袁世凯的整体认识。严复倾心袁世凯,既是个人好恶,更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试论晚清时期袁世凯幕府的特色

与晚清时期其他幕府相比,袁世凯幕府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特色:人员来源广泛,极强的实践创新能力,娴熟的社会交际能力,对幕主的绝对效忠。之所以形成这些特色,是由于清末变革的时代给幕府人员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同时也由于袁世凯的政治需要和幕府人员的积极主动意识。

清末新政时期的袁世凯与实业教育

晚清新政之时,袁世凯力废科举,大兴学堂,为清末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改革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他主张"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领导学部于各府厅州县设立劝学所,为新式教育发展提供保障,使教育体系更为完善;要求农务局在各地劝办农会,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发行农学刊物,翻译农学教科书,举办农产品评审会,初步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农业推广体系;倡导"自谋其生"的教育观,将"实科"、"实学"、"实益"落实在"谋生"理念之上。

德国与袁世凯政府

在袁世凯组织清廷责任内阁时期、袁世凯确立其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时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中德关系客观上朝着互利并逐步趋向平等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德两国同处于不利的国际环境和中德两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客观互利需要。同时也说明,在辛亥革命模仿西式民主与西式外交精神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对德外交逐步由被动走向主动。

论袁世凯与关内外铁路的收还

学界对于袁世凯的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翻案式"研究的日渐萧条而颇显岑寂。因此,重建史实至为关键。以关内外铁路的收还为例,作为督办回收大臣,袁世凯在国内国际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与英、俄谈判回收事宜,最终达成了有利于我方的协议并顺利完成了接收。此路的谈判回收与之后的良好经营不仅使袁世凯声誉日隆,且为其在清末政坛的崛起提供了经济支持。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警察教育的勃兴

清末民初之际,伴随着中国近代警察的出现,中国的警察教育开始从无到有,并在探索中构架起近代警察教育模式的基本框架,而袁世凯则是这一变革的参与者与推动者。他在创办警察学校、制订警察教育规范、培养警政人才、探究警察教育办学模式、构建警察教育学制和学科体系等方面的建树,直接推动了警察教育的勃兴,也加快了中国警政制度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