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袁昶对陆游的评价和接受——兼谈日记对接受史研究的启发

晚清诗人袁昶的稿本日记中,有很多对陆游及其诗歌的评价。从中可以看出袁昶对陆游的接受侧重于人品修养与身体养生方面,但他对于陆游诗歌也很熟悉,并能化用到自己的创作中。袁昶稿本日记中的相关记载,可以部分改变晚清为陆游接受低谷之论,并对如何做接受史研究有所启发。

袁昶的仕隐困境与“玄又玄”诗歌风貌

在诗歌审美分化愈益明朗的背景下,袁昶首次从历史文化资源中发掘出"惊四筵"和"适独坐"的文学观念,并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去实现"适独坐"的文学审美。"适独坐"在袁昶的诗中最起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乱世文人仕与隐的矛盾。袁昶一生徘徊于其中不能抉择,于是他通过各种途径营造"市隐"、"朝隐"、"吏隐"的境界,为自己安排一片休憩缓冲的家园。其二是仕隐的思想意蕴。袁昶的诗中山水与老庄并具,写景与玄理兼有,"玄又玄"是又一突出的特点。但是他的"玄又玄"不仅是老庄,而是老庄、理学、佛学甚至神仙思想兼而有之,又佐之考据学,从而呈现出驳杂深刻的状态。

袁昶日记中有关刘熙载的文献

袁昶是刘熙载的学生,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虽是读书日记,但其中也记载了刘熙载及其读书治学相关的一些内容,尤其是记载了刘熙载的一些行迹和逸事,以及文学和书法方面的内容。《毗邪台山散人日记》鲜为人知,其记载有关刘熙载的文献极富价值。

论袁昶的图书分类思想——以其“永慕堂藏书目”为中心

作为近代目录学史和图书分类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袁昶所编辑的"永慕堂藏书目"长期不为学界所了解。这部书目编辑、修订多年,前后形成了三个稿本,集中反映了袁昶图书分类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变化轨迹,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晚清时期中国传统图书分类体系近代转型的历史缩影。他独创了18部分类法,所强调的是史学中以古鉴今、能为今人所用的部分,打破中国传统图书分类思路,按照西方近代学科来分科设目,探索如何通过确立新的图书分类法,建立起满足时代需要的新学术体系,充分表明袁昶对经世之学的强调与重视。

关于袁昶的几个问题

在对袁昶存留文献系统掌握的基础上,解决四个袁昶研究中的问题。一是袁昶的字号与室名。袁昶的一生字号与室名很多,以字号室名寄意,表现其宗奉道家与佛家的思想特点;二是袁昶诗集的名称、编排与品评。袁昶从光绪初就开始编辑自己的诗文集,他一边创作,增加体量;一边听取同道文友对自己诗文的品评建议,修改诗作,在诗学上获得提升,调整编排体例,光绪十五年开始刊刻,十六年年初有了第一个版本。广泛吸取文友们的意见,同年又有了第二版本。此后仍然在修正,光绪二十年又产生了第三个版本。诗集的名称最初命名为《骈枝集》,最后定稿为《渐西村人初集》与《安般簃集》。三是概述袁昶的日记。袁昶日记历时近三十年,篇幅较大,是庚子乱后由其后人抄录而成的,也有他人录出的片段,由于辨识上有一定难度,从未刊行。笔者在标校其全部日记的基础上梳理其版本源流、体例与内容。四是从其日记中辑出集外佚诗。

龚自珍经典化过程中的谭献与袁昶——兼论“惊四筵”“适独坐”的审美分层

龚自珍诗文在近代的经典化过程中,首先需要一个完善的全集。谭献从同治二年就开始了对龚自珍作品的搜集抄录,完成了《龚定盦外集》,此集应该是吴煦本之祖。与此同时,谭献也是龚自珍诗文最早的评论者:认为龚自珍的见识“智足以知微”,伦列清中后期汪中、周济一流人物;于龚文褒贬互有;于龚诗直截批评其“豪不就律,终非当家”;于龚词评价最高,称赞其“绵丽沉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与谭献同为浙江人的袁昶对龚自珍的接受经历了由崇拜到犹疑的过程,但在纠结中由龚自珍的“爆红”发现了“惊四筵”“适独坐”的审美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建构,不啻为龚自珍经典化过程中的意外收获。

许景澄、袁昶致李慈铭未刊手札选注

绍兴图书馆存有部分晚清名臣与李慈铭往来书信手札计20余通。手札不仅体现了当事人之间的真切感情,也由此披露了其时这一阶层人士的日常交往与生活场景。笔者择取许景澄、袁昶致李慈铭的部分信札,稍事整理,略作注释,先行刊布。

论同光体诗人袁昶

近代诗人袁昶在同光体浙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过去学界一直认为他是洋务派作家,通过对其政治活动与主张的具体考辨后指出,他应该属于维新派作家。在晚清特定政治背景下,袁昶既不能济世救国,又不能隐逸闲居,只能以一种痛苦的"朝隐"心态来消磨时日,这使得他大量的山水诗具有独特的意味。由此两方面入手,我们能够较全面地重新认识这位过去被视为保守派的诗人,同时,也能够对其诗歌创作中丰厚的内蕴、喷礴的情感与风格的博综做新的评价与体认。

袁昶与晚清湘籍士人

作为清末政治舞台上的知名人物,袁昶的学思历程一直较为学界所关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已有研究在进行相关分析的同时,却也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湘籍士人在其中的作用。事实上,袁昶与晚清湘籍士人交游广泛,左宗棠、王先谦、徐树铭、周寿昌等都与他有所来往,同时,袁昶还曾经系统地阅读和抄录了曾国藩的不少著述,并有意识地模仿和借鉴曾国藩的为学、修身与治家方法。分析袁昶的生平与学术主张,不能忽视湘籍士人的影响作用。

袁昶致陈豪手札七通释读

《冬暄草堂师友笺存》收录有袁昶致陈豪手札十七通,作札人袁昶为庚子事变中因为反对纵容义和团与多国开战而被杀害的“五大臣”之一,受札人陈豪,官虽不达,但其生平事迹亦入《清史稿》。因篇幅所限,文章先将作于光绪四年(1878)至袁氏罹难前不久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间的七通手札整理并略作考释。此七通手札时间跨度长达二十三年,在此期间,袁昶由户部主事升任徽宁池太广道道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而陈豪在湖北多地任知县后,辞官归田。七通手札可知其间二人的交往,亦可见二人师友薛时雨、谭献、李慈铭等名士的生平和交游,诚为研究晚清官僚士子交游的实物档案。

晚清政局下的张謇与袁昶

张謇和袁昶是晚清史上的两位名臣。自1880年两人初识到1900年袁昶被杀的20年间,他们合作共事,对晚清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言论和主张既影响了东南督抚,又影响了朝廷中枢,在变数不定的晚清政局中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相知相交、合作共事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义和团时期的袁昶

徐桐等清流派,对已经发生巨变的国际局势并不了解,不懂得中西文化可以交流,共同进步,认为学习外国的长处,就是离经叛道,仍然坚持尊王攘夷,洋人侵略中国,该杀,教民已为化外之民,不受保护,铁路破坏人民生计,该拆,与教民为难的就是义民。袁昶等长期办理外交,对外国比较了解,不赞成杀无辜的洋人、教民、攻使馆、与外国宣战,结果被杀,可见斗争之激烈。

袁昶与中江书院尊经阁

袁昶在任徽宁池太广道期间,创建中江书院尊经阁,搜集图书数万卷,制定详尽的图书管理及借阅章程,孕育了近代图书馆之雏形。其在图书分类法上的创举,打破了传统四部分类的桎梏,是我国近代图书分类体系的先声。

袁昶、许景澄“庚子上疏”事件的生成史考察

“庚子事变”中,总理衙门大臣袁昶、许景澄因主和被清廷处死,传闻二人生前曾联衔会奏剿拳和洋,保护使馆,惩处祸首,史称“庚子三折”。然而,关于此事是否属实,朝野却各执一词,形成了分别言说的话语模式。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袁昶后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最初对上疏行为的报道,到疏稿全文的刊布,都明显有着为袁昶正名的意图。而处在中外议和的背景下,外国驻华公使们也借着褒扬上疏事件、昭雪枉死诸臣来拉拢中国改革派,运用外交力量介入此事的传播。士大夫阶层则从另一方面形成强大的舆论场,通过各种形式的揄扬,塑造了袁、许忠谏被戮的形象,迫使清政府从强烈否认到沉默应对,在官方话语体系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接纳。正是在几方合力的作用下,袁、许庚子上疏从最初的风传事件终被纳入史书,著录为信史。

袁昶日记稿本的流传形态及其史料价值

袁昶是晚清重臣,曾全面负责总理衙门的外交工作;同时,他也是晚清诗坛代表人物之一,其日记一直被视为研究晚清文史的重要文献。目前通行的《乱中日记残稿》《袁爽秋京卿日记》《毗邪台山散人日记》等,均经学者影印、整理出版。但上述日记均系抄本,或为残篇,或摘录片段,不仅篇幅有限,且遗漏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事实上,袁昶日记的手稿本仍然存世,且分别入藏于上海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其数量达六十五册之多,所记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余年,总字数在二百万字以上。该稿本日记记录了袁昶一生行事闻见,内容异常丰富,可为晚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研究提供翔实可靠的史料。通过对日记抄录的诗文作品与传世刻本进行校对,袁昶诗文集的成书过程与诗学思想的演变痕迹也能得到清晰呈现。

袁昶的日记(2)

光绪八年(1882)四月,袁昶记下了石斋黄忠端公关于《论语》的精辟论述:《论语》第一章叫人读书,第二、三章教人老实,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教人老实,仍教人读书。实际上,谨慎自处与弄清事物同样重要,两者缺一不可。先说黄忠端公。我在清代梁章钜的笔记《归田琐记》卷四中,读到了这样一个黄忠端公:吾乡黄石斋先生,为千古伟人。初不知其生前如何风采。余曾得其待漏图画像,则恂恂道貌,然可亲,绝无一毫凌厉气概。

袁昶的日记(1)

袁昶(1846一1900),字爽秋,浙江桐庐人,晚清重臣,官至太常寺卿,曾全面负责总理衙门的外交事务。庚子事变时,因主和直谏被慈禧所杀,随后平反,追谥忠节,与徐用仪、许景澄、联元、立山合称“庚子五大臣”。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敕建有三忠祠,奉祀袁昶、许景澄、徐用仪三人。袁昶也是晚清著名同光体诗人代表之一。

袁昶的日记(3)

同治十年(1871)四月,对袁昶来说也是心中的一个痛,这一年的会试,又没有中,这是第二次了。来京城考试的时候,天寒地冻,而今,已经是百草吐绿的春天了,但春光再美,也抵不过落的心情,孤零零的,京只得南归。

袁昶的日记(4)

袁昶读书习惯好,常常生疑。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的一天晚上,他在一则日记中写到了一个自己的读书观点:世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其实错了,应该是不为五斗米道而折腰。《续汉志》记载,汉朝时的大县,县令的年薪为千石,其次四百石,小者也有三百石。再细算到月,千石,月八千斛;四百石,月五十斛;三百石,月四十斛。

袁昶致许景澄手札考释

袁昶、许景澄曾担任光绪朝总理衙门大臣,负责清政府的外交工作,二人关系密切,多有书信往还。2019年西泠秋季拍卖会上出现的袁昶致许景澄手札四通,写作时间跨度长达五年,其内容有着前后的联系,涉及京城人事、朝廷密闻、外交纠纷、边疆管理、中日战争等,涵盖了此一时期众多的历史事件。信中所述,不仅对相关事件提供了很多细节的补充,同时也透露了时人对某些人物、事件的观点与评价,对解读相关史实,考索历史事件背后之隐情均颇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