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的媒介批评实践及其贡献

袁殊对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开展有提倡和推助之功。他主编《文艺新闻》时就有意识地经常刊发有关媒介批评的文本,为媒介批评提供活动的园地。袁殊惯常从媒体在新闻报道中的具体表现观察媒体,从媒体与社会应然和实然的功能关系差距中,暴露和批判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袁殊撰写的《上海报纸之批评》一文视角独特,篇幅浩大,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袁殊的媒介批评形式和手法多样,具有意识形态批评的色彩。袁殊还首次将媒介批评作为新闻学的分支学科加以确立和提出。

论袁殊对新闻学术研究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初,兼具党的情报工作者、左翼作家、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多重身份的袁殊,积极发起并投身"集纳运动"。他辨析"新闻学"概念,为"新闻学"正名;领导创办新闻学术团体与新闻学术刊物,拓展新闻学术交流空间;提倡学校新闻,普及新闻学知识,为中国新闻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袁殊编办《文艺新闻》的策略和社会影响简论

袁殊主编的《文艺新闻》是在中国现代新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份小型报纸。袁殊有意识地将《文艺新闻》作为一种新型新闻理论的尝试,该报广泛报道左翼文化界的活动,积极反映进步文化思想。该报形式上栏目众多,编排紧凑,版面活泼。在通联方面注重与读者的沟通和互动,常常通过二次传播的方式,扩大和延伸报纸的社会影响。

试论袁殊的新闻实践及其理论贡献

袁殊是中国现代大众新闻理论和中国报告文学最早的研究者与提倡者之一,也是20世纪30年代学生新闻的重要研究者。他主编的《文艺新闻》广泛报道左翼文化界的活动,反映进步文化思想,最早披露了"左联"五烈士的消息,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发起和组织的"记者座谈",是抗战初期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领导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前身,是中国新闻事业职业化的重要体现。

再论袁殊在我国新闻学术史上的贡献

近两年新闻史学界对袁殊的新闻学术成就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新材料的发现有助于更为全面地评价袁殊在新闻学术史上的地位。《新闻法制论》与《新闻心理学》是袁殊于20世纪30年代翻译的新闻法制学专著与新闻心理学专文。两份文献不仅在相关领域译介较早,更从不同角度开阔了我国现代新闻学术研究的视野。

论袁殊的新闻伦理思想

在阐明袁殊新闻伦理思想研究价值基础上,从明确新闻工作社会主义立场、强调新闻真实、争取言论出版自由、批判新闻界伦理失范和加强记者素养五方面梳理袁殊新闻伦理思想主要内容,总结其鲜明时代烙印、前瞻性和中西合璧的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新闻界的启示:引进国外新闻伦理思想及理论需经本土化改造、新闻工作者须承担社会责任、新闻工作坚持群众路线、提升新闻观念前瞻性。

袁殊与集纳主义

本论文以文献研究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旨在呈现袁殊与集纳主义的关系,以及袁殊对集纳主义做出的特殊的贡献。旨在凸显袁殊在"新闻"有"学"的理论框架下,对"新闻学"的概念提出质疑的可贵的学术自觉。

转身之间:职业期许与救亡图存——1930年代的左翼记者群体考察

20世纪30年代,为冲破国民党新闻统制政策的封锁,一批怀揣新闻理想的记者在左翼文化运动的背景下逐渐汇聚成一个群体。拨开岁月的烟尘,我们能看到他们的大体样貌。最初,他们带着纯粹的职业期许,想要"好好改造一番新闻界",但随着时局的不断动荡,却不得不在政治化的裹挟中踉跄前行;而民族危机的加深,则迫使他们必须进行重要的政治抉择。于是,对职业化的追求渐渐被革命斗争的需要和民族解放的大义所取代。转身之间,本该在新闻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他们,也逐渐被遮蔽于复杂的历史叙事之中,以至成为我们今天报刊史书写中一个缺席的在场者。

全面抗战前夕上海新闻界新生代共同体意识的探索--以《记者座谈》为中心的分析

九一八事变爆发,缘于抗战主题,中国的新闻界进入战时新闻学阶段。在左翼文化阵营影响下,上海新闻界新生代开启“记者之道”的探索。上海“记者座谈”从沙龙到周刊,涉及新闻界新生代对报纸社会责任、记者社会责任、抗战舆论动员责任的探索。通过座谈,新闻人的家国情怀、职业认知日益趋同。“记者座谈”的职业认同,关联自我与社会的调适,也关联学理与实践上“报人报国”的体认。上海新闻界居全国新闻界核心,有关上海新闻人在战时状态的心路历程探索是新闻史乃至近代史的重要命题。

中共情报史上的“五重间谍”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又名学艺，化名曾达斋。1929年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

集纳运动:理论自觉与未完成的新闻学革新

"集纳"一词的提出者袁殊具有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他对中国新闻学因袭欧美的现状不满,借为Journalism正名之际,倡导"集纳运动",致力于新闻学革新,试图建构一种不同于欧美新闻学的理论体系。但因其个人工作重心的转移、"集纳"本身科学性的不足以及学术共同体的缺失和理论建构的乏力,"集纳运动"最终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上湮没不彰。但它所昭示的理论自觉意识,正是当下新闻学研究所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