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殒落——我所认识的袁水拍

如今，对于年轻一代，袁水拍这个名字已经陌生。大概只有中文系学生在现代文学史课程里会略知这位诗人；或者当人们回顾1954年那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时，会留意《质问文艺报》一文的作者就是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袁水拍；或者想起十年浩劫末期他曾任文化部副部长。这种种往事，随着时光的流逝，即便是上了年纪的过来人，也会渐渐淡化，以至淡忘。

袁水拍自选集《诗四十首》的印数

1985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袁水拍诗歌选》序中,徐迟说,"《诗四十首》,则是他解放前那些诗歌的自选集,正好成为这个选本的一个蓝本。他那本自选集选得太苛了些,许多好诗并未选入"。(《谈袁水拍的诗歌》,《读书》1984年第11期)可见《诗四十首》在袁水拍作品版本学上的特殊意义,它的具体出版情况统计如下。

风到底从哪边来?——袁水拍译彭斯诗中一个笔误的考证

袁水拍翻译的彭斯《我的心呀,在高原》1944年版有一句,"我总爱它来自东方",在1959年版中改成了"我总爱它来自西方"。通过查证英语原诗和国内其他译家的译本,并结合彭斯的生平,追索此诗的写作背景,最终认定这句诗中的风的方向应为"来自西方",袁水拍的1944年版应是一个笔误。译者犯错是普遍的事,但错得像这行诗一样奇特而有趣的,却不多见。

袁水拍译《聂鲁达诗文选》再版序

巴勃罗·奈鲁达(Pablo Neruda),三十年来,在我国一直被译成巴勃罗·聂鲁达,是一大错误。现在要下个决心,把这错误慢慢地纠正过来。否则既对不起这位大诗人,也对不起西班牙语言。奈鲁达生于一九○四年,于智利的帕拉尔城;两岁时迁居特墨哥。年仅十四岁,就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十九岁他出版第一本诗集。在二十岁那年又出版第二本诗集,叫《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凡曾读过它的人,都会感觉到一个新的诗人诞生了。从二十三岁起,他当上外交官,历任驻仰光、科伦坡、雅加达、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智利领事馆的领事职。当他二十四岁在科伦坡任上时,曾游历亚洲,来访中国,到过上海。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当时这位智利驻马德里领事目击佛朗哥的军人法西斯统治的残暴行为,西班牙著名的诗人玛却陀和洛尔加都惨遭枪杀。

论袁水拍的“山歌”选择与都市经验

袁水拍在20世纪40年代以笔名"马凡陀"发表了不少"山歌"作品,其预设读者是与他一同生活于重庆、上海或多或少接触着同样的都市新闻的市民们。这些具有讽刺意味的作品,既合乎一般市民们置身于社会不公现象时的发泄牢骚的心理,又使他们收获消遣娱乐的发笑机会,它们一方面能吸引市民读者和扩大读者群,另一方面又能锻炼乃至提升读者的社会批判意识。袁水拍在40年代集中而持续地利用歌谣形式进行"山歌"创作,既因其立足于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态度,也基于其曾用各种形式处理都市讽刺经验的诗歌尝试。相较而言,歌谣形式比自由形式能更亲和地表达讽刺意味,而且"山歌"写作也融入了袁水拍在形式层面讽刺都市的考虑。袁水拍虽采用歌谣形式,但他的"山歌"写作是在进行新诗实验。与其强调袁水拍的"山歌"写作是为新诗大众化道路增添了有效实践的说服力,不如强调他基于对具体历史经验的感受和判断,选择了一条适合于更容易和更高效地处理这些经验的艺术加工道路。袁水拍的"山歌"的成功,是都市经验、讽刺意味和歌谣形式相合适的结果,各种形式的新诗实验想获得成功,都需要根植于合适的具体的历史经验。

抒情性和口语化——袁水拍抒情诗小议

袁水拍《马凡陀的山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但袁水拍的抒情诗同样值得重视。其抒情性和口语化两大特点,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银行出身的诗人——袁水拍

银行,是整天与算盘、钞票、帐簿、表报打交道的地方。然而,银行界人才辈出,涌现了不少金融专家、经济专家和会计专家。但是,你们可知道,在中国银行曾经出过一位很有名气的诗人。他,就是在我国近代文学史和诗歌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袁水拍。 袁水拍,原名袁光楣,水拍是他的笔名。这是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毛泽东在《长征》一诗中,有“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名句;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竹枝词》中,亦有“蜀江春水拍天流”之句。“水拍”两字,大概也是从某一首旧诗中取来的。1944年起,他又用“马凡陀”的笔名,写了许多讽刺的山歌。“袁水拍”和“马凡陀”的名字,在社会上知道的人很多,而“袁光楣”的原名,除了银行里的同事以外,却很少有人知道。

“是你们教了我鲁迅的杂文”——由穆旦说到袁水拍

一穆旦写于1940年11月的《五月》,在两种风格、诗体之间形成猝然对照,一直为后人称道,被看作是现代主义蒙太奇美学的一次完美实施,同时似乎也为传统与现代的辨证结合提供了一种特别的方法^（（1））。诗中还有一句格外醒目,初读时,颇能使精神一振：无尽的阴谋;生产的痛楚是你们的,是你们教了我鲁迅的杂文。

目的论下袁水拍抒情诗歌翻译中的“信”

引言 翻译目的论源自希腊词＂Skopos＂,在20世纪70年代由汉斯·维米尔引入翻译理论,＂目的论首先关注的是译作的目的,这个目的决定了译者需要采用何种翻译方法和策略,才能产生功能上可满足需要的结果。在翻译过程中,芒迪指出翻译的结果就是为了实现翻译的目的,这也就是翻译目的论的总原则、总目标,也就是说目的决定手段。

《人民日报》与武训历史调查--新发现的袁水拍笔记揭开一个谜(四)

批判《武训传》，报社突然领受任务 新中国建设在开国岁月的凯歌中行进，《人民日报》渐领国内舆论大潮。然而潮水汹涌，也会泥沙俱下，党的机关报在引领舆论进程中也会飞溅出与历史潮流不谐的浪头。1951年5月开端的对影片《武训传》的批判，引发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思想批判运动。即是一例，值得总结教训。

袁水拍与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

当我翻阅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新版本《毛泽东诗词集》的时候,引起我注意的,就是附录里增加了其他版本没有的《对毛泽东诗词中若干诗句的解释》一文。书中注释说,1963年《毛泽东诗词》出版后,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立即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1964年1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

怀念袁水拍

1982年10月29日，诗人袁水拍因病辞世，今年是他20周年忌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曾先后在《人民日报》文艺组(后改为文艺部)和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又在宁夏干校一起劳动过，除此之外，平时也有交往。作为相识32年的老领导、老同事，我对他的为人谦和、诚恳、善良，性格软弱、胆小怕事，是有所了解的。对他勤奋写作诗、文，为党和人民所做的贡献是敬重的。因此对他的怀念是历久难忘的。这里只记述他的一些片段。

袁水拍对艾米莉·狄金森的译介

本文介绍了袁水拍在1949年出版的《现代美国诗歌：名家名作》中，首次向中国读者译介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这一在外国文学翻译史上被忽略的史实。文章首先从题材选择、翻译风格等方面讨论袁水拍译介狄金森生平和诗歌的特色及成就，认为其译介应在狄金森译介史上享有重要地位。此外，文章还通过分析影响翻译行为的文化因素与狄金森诗歌的主题之间的关系以及译者风格，讨论了袁水拍的译介在翻译史上遭到忽视的原因。

我和袁水拍——兼悼赵超构先生

袁水拍夫人朱云珍于一九七九年八月逝世时,我曾到首都(协和)医院小礼堂吊唁,水拍抚尸大哭,连哭带诉,哭声之哀,诉声之苦,令人忍不住落泪,使我久久不能忘怀;过了三年,到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水拍也遽而逝世了!当时我正在寻求治疗癌症的紧急关头,不知道他患病,更不知道他逝世,当然也没有去吊唁;因为我患的是"右输尿管乳头状移行上皮癌",而且已经到了"Ⅱ级"。水拍逝世已经十年了!本来要我和袁鹰编选、后由徐迟和袁鹰编选的《袁水拍诗歌选》已于一九八五年七月出版,而我的癌症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手术后也已十年了;值此之际,《新文学史料》

晚年的忏悔——袁水拍书信两札

最近，整理岳父岳母的信件，发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其中有袁水拍的两封信，展而读之，怃然良久。

袁水拍笔名笺注

袁水拍这个笔名取自南宋诗人梅尧臣的诗《送少卿张学士知洪州》中“朱旗画舸一百尺，五月长江水拍天”之句。作者以“水拍”两字作笔名，寄托了抗战期间客居香港时对江南故乡和亲人的思念。第一次使用笔名“袁水拍”

袁水拍二三事

水拍的旧居在苏州葑门，是那种临河而筑，推窗见水的民居。水拍在这所水乡风格的老屋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袁水拍的诗集

袁水拍原名袁光楣,江苏吴县人,多以“马凡陀”笔名发表作品。他1935年肄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曾在上海、香港、重庆等地的银行工作。抗战爆发后开始写诗,并陆续结集出版。主要诗集有:《马凡陀的山歌》、《马凡陀山歌续集》、《人民》、《冬天,冬天》、《向日葵》、《沸腾的岁月》。解放后出版的诗集、文集及译著有:《解放山歌》、《诗四十首》。

袁水拍和毛泽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水拍先在香港，后到重庆、上海。那里云集了一批进步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其中不少人是中共党员。水拍在工作之余，经常参加他们组织的进步文化活动，和一些人结为亲密无间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