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被告人上诉问题研究——以检察业务为视角

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得到从宽处罚的被告人仍有部分提出上诉,其中以量刑过重为由的投机型上诉占大多数,尽管如此,认罪认罚被告人的上诉权仍应全面保留,对于因不合理上诉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率价值无法充分发挥的问题,检察机关应当提升检察业务水平,加强沟通联系,强化释法说理工作,以减少被告人的不合理上诉,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

我国被告人上诉权的保护与限制研究

我国被告人上诉权通过二审全面审查、上诉不加刑等原则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与此同时也出现新的问题,比如开庭审理的虚化以及虽然被告人上诉无需上诉理由,门槛比较低,但对被告人上诉权预期效果的实现具有不利的影响。文章认为有必要通过借鉴德国被告人上诉权的相关规定,探索我国应如何保护与限制被告人的上诉权。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上诉权的争点、成因与走向

基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正义诉求的时效性等诸多考量,我国2018年《刑事诉讼法》在吸收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规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对理论上纠结、实践中困惑,且可能严重影响该制度实践理性的上诉权问题并未明确。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上诉权究竟是浪费国家资源的不诚信行为,还是被告人不可剥夺的基础性权利,构成了其是否理性的关切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缺乏“自愿性”的生成机制是被告人上诉的深层原因,具体体现为程序适用的行政化、值班律师作用的证人化、检方量刑决定的独断化等层面。鉴于此,应强化检察机关的客观与诉讼关照义务,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根据案件适用刑罚的差异设置“二元化”机制;并可对“空白上诉”增设一定的惩戒,但应确保权利保障与救济程序的畅通。

刑事速裁上诉制度刍议

刑事速裁被告人的上诉权关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化基础。限制、剥夺论未实现提升司法效率之目的且加重控辩失衡,导致该理论不具有正当性;而保留速裁案件被告人的权利型上诉权符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和中国司法实践,具有制衡检察权、实现轻罪案件刑罚轻缓化等司法价值和功能。速裁上诉程序的完善措施包括落实审判中心主义内涵、明确二审之法律救济功能;重新解读全面审查及上诉不加刑原则,并引入无害理论;同时明确书面审查审理方式,规范二审裁判规则之适用等。相关配套建设包括构建社会公共服务机制、调整轻罪刑罚结构及统一监禁刑执行体系和检察机关违约制裁措施等。

认罪认罚从宽的二审程序:废除、限制不如简化

为保障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诉讼效率,学界多主张对速裁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在刑事诉讼法保留二审终审制后,限制上诉又成为主流观点,实务中检察机关则用抗诉加刑来限制量刑上诉。对325份二审裁判文书的分析表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二审程序在防止一审错误上发挥着重大作用,但存在较大的简化空间。相对于一审终审论和限制上诉论,简化二审程序更有利于实现被告人权利保障与诉讼效率之间的平衡,应当成为改革方向。制度的完善包括:不允许检察院用抗诉加刑来限制上诉,限缩二审审理期间不当的时间耗费,限制发回重审、开庭审判。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解释和适用中的若干问题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总结吸收了前期试点工作的经验,正式增设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确了刑事案件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的原则,并完善了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的程序规定。然而,由于前期试点时间以及立法准备周期过短,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立法设计层面的诸多技术问题未及充分反映和反馈,使得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实务部门在解释、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普遍产生了一些困惑和问题,包括: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性质及其适用范围;控、辩双方在签署具结书后还能否撤回;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合法性瑕疵是否影响其效力;认罪认罚案件法院如何开庭审理;发生《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情形,程序上如何处理;一审判决作出后被告人上诉,程序上如何处理;认罪认罚具结书是否可以在本案或他案中作为证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