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告人对质权及其保障——以证人出庭制度为中心

我国刑诉法有关当事人质证权的规定从理论上讲可以包含被告人对质权的相关内容,但是与国际公约的规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而刑诉法及司法解释所确立的证人出庭制度在保障被告人对质权方面仍然重视不够、力度不足。应当明确确立严格意义上的作为被告人基本人权的对质权,并从保障被告人对质权的角度思考证人应当出庭与否的问题,以实现真实查明和权利保障、实体公正和正当程序之间的平衡。

刑事庭审实质化的权利推进模式研究

新修改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完善了我国办理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机制,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目标释放了更多的司法资源及实施空间。审视改革现状发现,技术推进型的改革模式是我国一以贯之的依赖路径,但“重实体真实轻正当程序”的传统观念、直接言词原则的柔性适用和被告人质证权的附庸地位构成了当前改革难以逾越的制度性障碍,单纯从庭审技术着手的改革模式难以为继。在域外的法治进程中,属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领域均呈现出“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并重下程序先行”的理念融合,以及排除书面证言证据能力的刚性规则与对被告人对质权的实质保障。根据我国的本土法治目标,可以适当吸收其有益经验,重塑“程序先行”的诉讼理念,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将改革模式从技术推进型调整为权利推进型,以回应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要义。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实践偏差与制度重构——基于裁判文书和庭审实录(2018-2020)的实证研究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立法与实践是庭审实质化和审判中心主义落实情况的缩影。以被告人对质权为视角,考察当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实践运行现状,提升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规范化和实效性势在必行。以197份判决书和41个庭审实录转写文本为语料开展的实证调查。显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必要性标准缺失,必要出庭率低,辩方质证权行使不足,法官极少在裁判文书中详细载明侦查人员的作证内容和采信理由。应当细化侦查人员出庭必要性标准,避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形式化;明确出庭侦查人员的证人身份,优化出庭作证流程,加强对辩方质证权的合理关切;要求法官在裁判文书中专门回应作证内容的采纳情况,并就案件的整体证明进行详细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