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作证及其陈述的运用

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性侵案经过长达3个月诉讼后被撤销,凸显了被害人作证及其陈述证据效力的特殊性。被害人和证人虽然都"身临其境",目睹了犯罪事实的发生过程,但被害人还"身受其害",这决定了被害人作证与证人作证既有共同点又存在许多重大差异,二者不能混同。被害人的当事性要求立法从作证适格性、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任意性规则、关联性规则及合法性规则六个方面对被害人陈述的证据能力进行合理限制;同时规定被害人陈述原则上不能作为定罪的唯一根据,其证明力需要补强。

冲突与平衡:未成年被害人作证保护与被告人对质权行使

性侵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作证保护与被告人对质权行使之间的冲突关系与平衡方式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未成年被害人出庭作证的实践效果及其检验结果符合认知功能理论下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信息处理能力与方式的差异,从而将作证保护的特殊程序探索推上司法实践的舞台。美国平衡冲突的经验表明,对质权让位于作证保护的过程也是不断强化被害人保护的过程,但二者之间的冲突关系实际上在一轮又一轮的争论与博弈中始终保持着某种微妙的平衡。在不断产生冲突与不断形成新的平衡过程中,作证保护与对质权的关系也渐趋明晰,并形成新的标准以应对实践发展。我国对质权虚置的司法常态,造成这一冲突被长期掩盖。排斥对质权的介入而倾斜作证保护,反而会减损作证保护的实际效果。在刑事审判要兼顾国法与人情的现实下,对质程序前置与侦查询问程序重构可能是平衡冲突的一种有益探索。

论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作证地位

中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的一种,证人是与当事人并列的诉讼参与人。因而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也成为了两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值得注意的是被害人具有当事人和实质证人的双重角色,作为当事人,其有权参与诉讼的全过程,而作为证人却只能在传唤时出庭,不得旁听,来最大程度上保证证人证言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此外,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也因为举证、质证的规则基本一致,在司法实践中高度混同。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与冲突均表明被害人作证的制度设计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