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承诺的杀人行为性质的认定及处罚——以周海宏等故意杀人案为例

被害人承诺的行为一直是刑法正当化事由理论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章以周海宏等故意杀人案为例,探讨了被害人承诺的行为的正当性依据,分析了被害人承诺的行为成为排除犯罪性行为的构成要件,它们包括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客体要件、时间要件,特别是在客体要件中重点分析了生命权不属于承诺人享有处分权的权利,因此杀人行为虽然经过被害人的承诺,但仍构成故意杀人罪,不过在量刑上可以从轻处罚。希望通过本文的探讨,进一步加深对被害人承诺问题的研究。

被害人承诺语境下专断医疗行为的刑法评价

被害人承诺被认为是一项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在医疗行为中患者的知情同意承担了这一角色,阻断了正当医疗行为的违法性。但专断医疗行为是未履行或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在没有取得患者有效同意的情况下实施的治疗行为,该行为不具有适法性。从规范评价的角度专断医疗行为确实为法秩序所认可的正当行为,但从事实层面出发专断医疗行为是医护人员未取得患者同意施加的伤害他人身体的存有故意的行为,专断医疗行为结果的正当、合理并不能够改变其行为性质的非法性。事实上,医疗行为本身是一个“被评价过”的规范概念,其内涵是经患者同意的治疗行为,医疗行为与专断医疗行为是相对立的概念。

论违法阻却事由之被害人承诺和危险接受

在学术史上,对被害人承诺和危险接受相关前沿问题的关注来源于刑事司法实践。尤其是在社会法律利益领域,即使被害人愿意承担风险,归根结底也应归责于行为人。事实上,被害人的承诺和接受危险本身都是被害人自我决定的体现,他们在对行为危险的认知上是一致的,但在对有害结果的接受和行为动机上却表现出相反的态度。若从行为动机上看,被害人承诺是为了以牺牲法定利益为代价换取利益,而危险接受则是为了在不牺牲个人利益的情况下从危险中获得利益,因此将两者等同是不恰当的。只有立足于被害人的视角,将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意志与被害人遭遇风险时的心理态度结合起来,才能准确地界分被害人承诺与危险接受。

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的比较分析

被害人承诺是刑法正当行为中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 ,是公民人格上的自由自主权利在刑法上的体现。在有关被害人承诺的诸问题中 ,成立要件是其核心要素。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 ,结合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与我国学界的观点 ,对被害人承诺的承诺权限、承诺能力、承诺的真实性等成立要件问题进行了重点研讨和分析。

基于被害人承诺的伤害行为之刑法分析

被害人承诺作为一种排除犯罪性的事由,虽然并没有在我国作为一项法定正当化事由出现,但仍然为我国学界乃至世界主要国家所接受。但基于被害人承诺做出的伤害行为是否可以借助被害人承诺理论从犯罪中排除这一问题在刑法学界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从被害人承诺的性质与法理基础出发,结合学界理论学说,对被害人承诺的有效条件进行梳理总结,构建被害人承诺有效的条件框架,最终在此基础上讨论基于被害人承诺的伤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被害人承诺在故意伤害罪中的规范限度

为限制被害人承诺在故意伤害罪中的有效性,学界以善良风俗或者伤害程度为由进行的尝试,都因根本上缺乏立法支持而不具可行性。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对生命法益予以严格保护,当重伤行为严重危及被害人的生命时,被害人承诺不能阻却行为的违法性,以实现法律对于生命权的周延保护。我国刑法采用了“单一制”的共同犯罪立法体例,现行《刑法》第232条关于“故意杀人的”的概括性规定包含实行、教唆、帮助以及同意杀人等多种侵害他人生命的行为,为本文以“严重危及生命的重伤行为”作为故意伤害罪中被害人承诺有效与否的界分标准提供了规范支撑,由此得出的解释结论也能与现行《刑法》关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和无过当防卫权的规定保持规范语义上的一致性。

论被害人同意行为量刑上的意义

被害人同意行为量刑上的意义是指被害人的同意行为虽不阻却犯罪的成立,但可以作为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对于牵涉到公共利益的个人权益,被害人无权自由处分。经被害人同意而杀人的,对行为人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具体应充分考量行为的动机、被害人同意的原因、产生的社会影响等。帮助自杀的,对精神帮助者一般可不追究刑事责任,对物质帮助者视情节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甚至不以犯罪论处。经被害人同意造成严重伤害的,如为避免被害人更大危险的,被害人同意行为应当认定有效。同意被拐卖的,被害人同意行为不能阻却拐卖妇女罪的成立,但可作为从宽处理的量刑情节。

构建我国被害人承诺制度的设想

一、概述 “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这是罗马法关于被害人承诺的规定，意思是如果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了某种侵害行为，而这种行为及其结果是得到被害人许可的，对被害人而言就不产生侵害的问题。关于被害人承诺制度，我国刑法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一样作为一种正当化事由来适用。被害人承诺就是刑法中的一块试金石，能探测出公民自由权的广度与深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权主义刑法的勃兴己成为人类文明进步发展中不可阻挡的潮流，基于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国家必然会认可和支持公民在一定的权利范围内享有自决权。在这样的形势之下，被害人承诺制度的发展不可忽视，其在社会法律生活中的运转，可以为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形成快速、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考虑到我国社会背景的特殊性，必须要考察其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以及司法活动中的价值，赋予其法律上的意义，以实现建构和谐的社会关系的效果。

故意杀人后乘机取走被害人随身财物之定性——兼谈刑法上的占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解决了实践中对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行为的定罪难问题，但对“故意杀人后乘机取走被害人随身财物”的行为没有作出相应规定，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此也存在多种不同意见。

关于抢劫杀人行为定性问题的探讨

抢劫杀人犯罪不仅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关系,而且严重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是社会危害性极大的一种犯罪。当前抢劫杀人犯罪在刑事案件中占有相当比例,严重危害了社会的安定,

杀人后谎称被害人被绑架而索财的行为如何定罪

本文案例启示：行为人先杀人后谎称被害人被绑架而勒索财物的,由于不符合绑架罪的本质、客体特征及绑架罪中暴力手段的范围,因此不宜认定为绑架罪。此种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和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此两罪论处实行并罚。这样不但能够实现罪刑均衡,而且有利于限制死刑的适用。

论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

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对研究被害人承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鉴了行政行为效力的内容,以对"成立"和"有效"的辨析为切入,纠正了存在于以往研究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中的逻辑漏洞。在此基础上,以承诺的现实存在为前提,根据被害人承诺的刑法效果,从横向上划分为无效、生效和有效三种效力形态;并对每种效力下的具体要件(情形)进行纵向上的深度解析。作为与现实承诺相对之推定承诺,根据作为义务存在与否,可从横向上对其成立要件作第一层次的划分,然后从纵向上研究两种情形下不同效力的成立要件。新论基于这种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实现了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研究的立体化。

被害人承诺的体系定位

被害人承诺属于构成要件阻却事由。其原因在于,刑法的根本任务在于保护法益,法益并非仅指特定行为对象或客体在客观上的完整和存续的状态,而是也包含了权利人依其自身意愿,自主地对其所享有的法益客体进行支配和使用的自由。当权利人通过有效的承诺允许行为人对相应的法益客体进行损害时,行为人的行为就只是权利人对于自身法益进行支配和使用的外在表现,其并不违反权利人的自主意志,从而欠缺法益侵害性。因此,在刑法教义学上,应当认定被害人承诺导致行为人的行为不能造成对法益的紧迫危险,不能再被视为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

被害人承诺的理论定位与司法适用

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正当行为仅包括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两种情形,立法者并未将被害人承诺列入其中,所以,被害人承诺在理论上被视为是一种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经由被害人同意的行为排除犯罪的理论基础在于被害人的自由决定权和刑法的谦抑性。当然,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经被害人承诺的行为均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只有同时具备主体、主观、法益、时间和目的等要件的承诺才可以排除其社会危害性而不被认为是犯罪。

论专断治疗行为的除罪化——以治疗行为正当化根据为主线

"病患自决权"对"医师父权主义"的吞噬,引发了专断治疗行为是否涉嫌刑事犯罪的争论。在刑法语境内妥当回应上述争论,逻辑上以明晰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为前提。在肯定治疗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之后,治疗行为正当化根据在违法性领域的争点表现为优越利益原理与被害人承诺说的对立。在完成了事实与价值、传统与现实、理想与技术三个侧面的检验后,优越利益原理展现出较之于被害人承诺说的妥当性。作为优越利益原理的逻辑展开,专断治疗行为不能以故意伤害罪处罚。

系列杀人犯罪案件的生成特征及防控路径——以甘蒙“8·05”系列强奸杀人残害女性案为参考

系列犯罪案件尤其是系列杀人犯罪案件有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亟需引起重视并提出有效的防控措施。传统的犯罪学理论以"犯罪行为人"为中心,但是系列杀人犯罪属于"非常态犯罪",某种程度上,被害人的行为在加害被害互动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需要全面、客观的分析。以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的产生关系为视角,并以2016年8月破获的甘蒙"8·05"系列强奸杀人残害女性案为样本进行分析,探求系列杀人犯罪案件的内在特征、生成原因及防控之路。

治疗行为正当化根据的解释论重构——基于允许风险理论的考察

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是医疗刑法的核心问题,而其中患者的知情同意原则居于判断的主导地位。但是知情同意原则实质上是被害人承诺法理的具体化,而且其过于夸大了患者的自我决定权,没有正确处理好与家长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忽视了患者的最佳利益,因此难以得到认同。从对专断治疗行为的处理中可知治疗行为的正当化应在于以事前的利益衡量为基础的允许风险理论。利益之间存在层次的不同,应区分治疗前的利益与治疗时的利益,前者包括病情的紧急程度、患者的同意以及治疗方案对患者有可能造成的影响,后者则包括治疗行为的目的性和手术的正当性这样两个要件。要想对治疗行为予以合法化,治疗时的利益要件必须同时具备,而治疗前的利益要件则至少满足其一。同时它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需要做综合判断。

疑难杀人案件的特点、成因及其侦破对策

什么是疑难杀人案件?我们认为,它是指因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经刑侦部门艰苦的侦察才得以攻克或久侦不破的杀人案件.近年来,浙江省各级刑侦部门针对杀人犯罪突出的实际,强化侦察职能。

关于几种特殊类型杀人罪量刑问题的研究

我国刑法第1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刑法把杀人罪分为两个罪刑单位:前段规定的罪刑单位适用于故意杀人罪的基本犯(以下统称一般的杀人罪或一般的杀人类型),后段规定的罪刑单位适用于故意杀人罪的情节减轻犯(以下统称情节较轻的杀人罪).要对某一个杀人案件中的罪犯准确量刑,首先要明确该案系一般的杀人罪还是情节较轻的杀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