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恐怖主义犯罪被害人救济困境与出路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是特殊形态的恐怖主义犯罪,较于传统恐怖主义犯罪,其被害人内涵富有新意蕴,具有网络与现实二元化、群体性增强、思想异化概率大等特点。恐怖主义犯罪网络化使得受害范围扩大,而现有被害人救济体系因预防被害人恶逆变、二次被害机制缺失而应对乏力。该体系不仅自身固化,且在实践中缺乏规范运作,从理论到实践均应作出改变。需确立网络涉恐犯罪被害人救济理念,赋予被害人被遗忘权,加大网络空间的预防力度,坚持精神救济与物质救济并重,谨小慎微预防被害。

我国刑事被害人损害赔偿救济机制研究

在我国的损害赔偿制度基础上吸收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有助于现有被害人损害赔偿救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能满足我国和谐司法的内在要求。针对我国现行犯罪人赔偿方式的缺陷,应建立"被害人参与量刑"的刑事被害人损害赔偿救济新模式,从而消除深层次矛盾,恢复社会秩序。

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建构论略

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对被害人的救济、保障被害人的生活。文章阐述了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法典化的必要性,并就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原则、补偿对象、补偿范围、补偿资金的来源、补偿的机构和程序等进行了具体的立法构建。

刑事责令退赔的适用困境、功能反思与制度重塑

责令退赔是刑法规定的救济被害人损失的一条重要途径,但责令退赔程序在当前面临重重困境。一方面,这缘于学界与实务界对责令退赔的实然功能缺乏统一认识;另一方面,在于责令退赔的实然功能已不能满足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社会发展需求。当前的责令退赔是一种在无法追缴违法所得原物时强制犯罪行为人退赔等值财物的准不当得利衡平措施,为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应将责令退赔定位为一种尽可能利用刑事责任追究程序结果救济被害人损失的准被害人损失救济措施。为充分发挥责令退赔救济被害人损失的功能,一方面,应以涉案财物最终归属为标准,将《刑法》第64条的涉案财物处置措施分为没收与责令退赔两种,并以人民法院判决时的涉案财物存在样态为标准区分不同的执行方式;另一方面,区分责令退赔程序与没收程序,以被害人申请作为启动责令退赔程序的条件,理顺责令退赔程序与刑事责任追究程序的关系,赋予并保障被害人程序参与权,增设财产保全措施,赋予被害人不服责令退赔裁决的上诉权,并允许被害人就未足额退赔损失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被害人国家救济立法的路径探讨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立法主要有救助模式、补偿模式、保护模式等三种模式。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的实践探索与制度构建经历了发端、发展与发达阶段,并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依据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制度的发展现状,应将救助模式上升为补偿模式,并制定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保护模式在条件允许的地区先行先试,及时对特殊类型的刑事被害人实施多元保护措施。

我国自诉救济制度立法刍议

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私权利,监督、制约公安机关、检察院行使国家公权力。我国现行刑诉法规定,被害人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决定不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提起自诉予以救济,由此,在我国确立了"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然而,近年来的实践反映出这项制度存在着诸多不足。因此,从目前的立法现状与实践入手,分析现阶段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的不足之处,汲取国外或地区相关制度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具体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自诉救济制度显得十分必要。

在司法改革背景下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的对策建议

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不仅是保障被害人人权，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下我国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平公正的题中之义．笔者结合自身在基层检察院工作的经验，深刻剖析审查起诉阶段、法庭审理阶段，被害人权利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追根溯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以期对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推进司法改革进程有所裨益。

附条件不起诉案中的权益平衡——以未成年人案件应赋予被害人自诉权为视角

2013年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新设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这有利于对未成年人进行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处理,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偶犯轻罪给予区别对待的政策,以保护被告人权益。同时保留1997年刑事诉讼法有关第三类自诉案件适用规定,又新增规定对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不服,被害人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或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试图在第三类自诉案件中新增这一情形,以保护被害人权益。实务中,在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和"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时,如何做好衔接适用,避免潜在冲突,既保障被害人自诉救济权,又关注未成年被告人刑事处罚特殊性,需要进一步研究。

著作权犯罪若干问题思考

对于著作权犯罪,我国刑法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两个罪名,分别规制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行为。但是,司法实践对著作权犯罪行为的认定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对著作权犯罪与非法经营罪认定上的混乱,缺乏对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救济,罚金刑和资格刑适用上的缺陷,对买方市场规范的漏洞等。为了有效打击著作权犯罪,实现刑法保护著作权的目的,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有必要予以澄清,为刑法的准确适用提供明确的法律根据。

知识产权刑事和解制度的路径解析

从被害人角度出发,分析现有刑事谅解、刑事自诉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其根源在于对被告人惩罚的价值追求和被害人诉讼地位的缺失。基于被害人本能需求、被告人利益契合以及两者之间关联关系等因素,知识产权刑事和解制度可以为被害人提供有效救济。知识产权刑事和解制度应根据被害人种类划定适用范围,并赋予被害人和解启动权和赔偿决定权,进而区别对待被害人反悔。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公安机关撤销案件问题探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司法上的一重大举措,是为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高办案质量与效率。为落实该制度,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其中第9条规定公安在侦查阶段撤案的条件和程序。该规定是必要的,但存在如层报规定模糊、缺乏检察院监督、缺乏被害人救济等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

论犯罪行为致损害赔偿法律冲突之现状与完善

犯罪行为致损害赔偿在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等方面存在冲突,影响了被害人权益的实现。导致该问题的原因是刑法忽视了对被害人权利的关注,而司法解释过于重视司法效率和解决信访问题。因而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法律上明确被害人权利,鼓励犯罪人赔偿被害人损失,同时建立国家对被害人的救济制度,并进而建立国家对被害人的补偿制度。

论刑事惩罚性赔偿

我国刑事法律的现行规定并不支持被害人在精神损害方面获得赔偿,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刑事法学界是一个讨论已久的问题,刑事惩罚性赔偿制度将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我国现有的刑事赔偿制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刑事惩罚性赔偿制度将为被害人提供充分的救济。作为一种非刑罚处罚方法,其可以均衡地保护被害人和犯罪人的合法利益。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

刑事和解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设计上虽价值取舍不同,但两者不是矛盾对立关系。刑事和解程序能够弥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不足,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和推进。针对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程序适用率不高、适用混乱等不足,应从制度构建、程序优化、严格责任等方面进行完善。

关于存疑不起诉法律完善的思考

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不起诉的范围,新增加了存疑不起诉条款。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做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后,将产生三种法律效力。同时,法律也规定了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的两种自我救济方式。我国关于存疑不起诉与被害人自我救济的法律规定在时效、举证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应按照立法精神和原则对其加以完善。

被害者视角:刑法何以保护人工智能体

人工智能体在广泛地参与人类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其独特的利益诉求、与生俱来的利他性以及未来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使得其理应获得类似于人类主体的法律主体性地位.人工智能体将承载越来越多的人类道德情感并与社会秩序产生日益紧密的联系,这些特征强化了其与刑法的内在联系.刑法应在主体性视角下保护人工智能体自身或其承载的重要利益,将对人工智能体的某些非道德或无序行为纳入犯罪范畴.当前可先以典型法定犯的模式规定此类犯罪,待未来普遍承认人工智能体的法律主体地位时再逐渐向直接保护的模式转型.应在恢复性司法理念支配下对受侵害的人工智能体予以必要救济和补偿.

论刑事侵权责任的概念

刑事侵权责任,是指刑事侵权行为发生后,行为人所需承担的刑事责任与侵权责任的责任综合,是刑民责任互动的实体平台。刑事侵权责任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实现各责任功能的整合与配合——"刑事侵权责任的救济功能=刑事责任的救济保障功能+侵权责任的救济功能""刑事侵权责任的惩预功能=刑事责任的惩预功能+侵权责任的惩预功能"。刑事侵权责任可因责任倾向的不同,分为"刑民并重的刑事侵权责任"与"偏重侵权的刑事侵权责任"两种类础与法律基础,与"刑事损害赔偿责任"有着不同的角色地位,比起"刑事附带民事责任"则更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

论不起诉制度

本文作者分析了不起诉的性质，认为不起诉是公诉机关依其职能，对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起诉必要的案件所作出的不予追诉的决定，是一种程序上的处分，而非实体上的处分，体现了公诉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阐述了不起诉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并依据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不起诉制度的规定，全面论述了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及救济途径，进而对如何发展和完善不起诉制度，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建议。

擅自出售他人不动产行为的认定

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可以通过"危害结果——占有转移——被害人认定——行为对象——非法占有手段"五个步骤来分析认定。对于擅自出售他人房屋,相对人善意时取得房屋所有权,房屋原所有权人财产受损的行为,可以以房管局作为处分权人,从而认定三角诈骗,以诈骗罪论处。在考虑被害人救济时,根据刑民案件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处理结果是否系另一案件的处理依据,从而协调适用"先刑后民"、"先民后刑"抑或"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