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制度下“被害人权益观”的逻辑反思与规则重构

深受被害人学影响的“被害人权益观”,成为认罪认罚制度中被害人权益保护的重要理论。然而,这一理论存在诸多缺陷:在理论逻辑上,该理论不仅权利来源阙如,还混淆了法益与犯罪对象;在功能价值上,该理论不仅难以实现对认罪认罚案件的外部监督,还会加剧辩诉双方的力量失衡。本质上,这一理论的选择源始于我国儒家文化的“复仇”传统以及“以刑促赔”的现实选择。但结果是,基于历史与现实面相,“被害人权益观”极易激化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矛盾,无法实现社会恢复,还可能增加国家的维稳成本。“被害人权益观”应转向“被害人去当事人化”理论,并从认罪认罚程序的“契约”关系和“契约”本身的正义性上构建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中的被害人权益保护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推广以来,在节约司法资源,促进司法效率和优化司法审判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因刑诉法中保障人权的原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往往会将司法资源倾斜向被告,而相对来说会忽略部分被害人的诉求和权益。本文尝试从刑诉法的角度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存在的被害人权利救济不足和程序参与不足,提供可行的建议和分析,意图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到更完备的程序运行规则。

论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

一、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权益的保护现状及调查分析 我国刑事被害人的地位基本上还是比较高的。1980年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中为被害人的地位规定了三种情况:如果被害人依法提起自诉,就成为自诉人,属于抗诉一方的当事人;如果被害人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就成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而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既不是证人,也不是当事人,而是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诉讼参与人。

浅探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保障被害人权益问题

加强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是一种趋势。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提高到了当事人的地位 ,其诉讼权利也相应地增加了 ,对于扩大了的诉讼权利需要公、检、法等机关的切实保障才能得以有效实现。检察机关通过行使监督职权 ,履行告知、通知义务 ,履行保障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安全、保密义务 ,以及为被害人行使诉讼权利提供便利等方式来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刑事和解与被害人权益保护良性生成机制研究

传统刑事立法和司法把犯罪看成是个人对国家利益的反抗,对犯罪人的追诉由国家来进行,这种强调国家主义和集体利益的追诉机制具有迅速打击犯罪的功能,但往往忽略了真正遭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和利益诉求。刑事和解制度具有加害人恢复和被害人保护两方面的功能,可以实现加害人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良性互动。

试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益的保护

我们在为被告人地位提高而高兴的同时,也应该关心被害人的利益。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存在着被害人再次被害的可能,其原因是:国家机关不能完全保护被害人利益;被害人除了在某些情况下能获得一点物质补偿外,其精神上的创伤是无法弥补的;在实际的刑罚权实行过程中,被害人可能再次“被害”。我国法律应该更加注重保护被害人利益,在全社会形成保护被害人的氛围。

新刑诉法保障被害人权益若干问题研究

新刑诉法进一步加强了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还通过增设财产保全措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刑事和解程序等制度来维护被害人的经济权益,但对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权、获得法律帮助权、诉讼代理人的介入时间及其阅卷权等关键性权利的限制和缺失仍未得到根本改变,而且新刑诉法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更为倾斜,进一步造成了当事人双方的权益保障失衡。新刑诉法首创的上述一系列制度设计在司法实践中也很可能不利于被害人充分维护其经济权益。针对以上问题,有必要通过法律框架内的机制完善和制度创新加以解决。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被害人权益保障机制

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被害人权益可能更易被忽视,应根据试点精神具体地确定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并据此保障其权益。被害人不宜全程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在不同诉讼阶段的参与程度以及实体权益、程序权益各有差异,参与控辩协商是重点。在试点期间,应重点解决自愿谅解的自愿性、有效性、合理性与被害人过错问题。明确被害人参与量刑协商的必要性及方式、提出异议的权利与后果以及量刑建议权问题。对公安机关的不立案决定与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被害人可以依法申诉。被害人可以依法对撤销案件与不起诉决定提起自诉,但附条件不起诉是除外情形,应保障并拓宽被害人自诉权的行使方式与效果。

论犯罪被害人权益法律保护的缺陷

分析我国犯罪被害人权益法律保护的现状,可以看出其中的确存在着对被害人权益保护意识上的欠缺、程序权利和实体权益的立法不周全以及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执行的不足等缺陷。如果对被害人的权益不给予应有的法律保护是有悖人权平等和司法公正原则的,对构建我国和谐社会也一定会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所以如何从法律的产生及良好运作上完善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的一系列措施已经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优先: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理念重塑

以往刑法学、犯罪学理论由于将"国家权益"或"被告人权益"等诸多权益凌驾于"被害人权益"之上产生的悖论在现实表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地位未得到合理的重视。或者说,在诸多权益权衡之间,被害人权益总是不得不让位于其他权益,然而只有被害人权益保护才是刑事法治中具有终极意义的根本正义。因此,在出现被害人权益与其他权益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必须坚持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实质优先性,实现最初的人本关怀。

涉众型经济犯罪中被害人权益保护的路径选择——以集资诈骗罪为视角

从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概念及被害人的认定出发,以集资诈骗罪为视角,分析涉众型经济犯罪中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现实困境,提出完善路径,以期助益于被害人权益保护困境之解决。

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权益保护研究

涉众型经济犯罪侵害对象人数众多,很多被害人处于"因罪致贫、因罪返贫"的窘境,无法获得有效救济。这与人权保障理念、法治中国之构建背道而驰。因此,结合被害人保护的研究成果与司法实践,明确该类犯罪被害人的范围、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保护其合法权益的现实困境与可行路径是当前重要课题。

论刑事被害人权益保障——以检察机关公诉权与被害人权益冲突为视角

在考察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分析了公诉权的正当性基础、公诉权与被害人权益冲突形态及原因,认为应平衡公诉权与被害人权益的冲突,赋予被害人有限的起诉权、上诉权,建构被害人权益对公诉权的制约机制,从而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不立案问题研究——以被害人权益保障为视角

在刑事不立案程序中,法律规定的缺失加上理论研究的空白,使得被害人权益保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为使被害人以看得见的方式感受到公平正义,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刑事不立案程序:在刑事不立案复议、复核、立案监督程序中给予被害人法律援助权;赋予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对复议、复核、立案监督程序实行听证化改造。

附带民事诉讼应能追加在逃共犯——保障被害人权益策略之一

刑法的目的是通过打击犯罪,保护公民、单位、国家和社会的合法权益,但这种保护实际上侧重的是对社会大众的一般保护.

羁押劳动收益纳作被害人经济赔偿专项基金的可行性研究——基于被害人权益弥补视角

当前羁押劳动收益的流向——不论是发给罪犯还是用于公共用途,被害人都一无所获。被害人得到的往往只是"法律白条"。为保证被害人权益,提取羁押劳动收益作为赔偿专项基金,由国家统一管理、支付是可行并且必要的。

涉众型经济犯罪中被害人权益保护的路径选择——以集资诈骗罪为视角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各类新型经济犯罪的涌现,涉众型经济犯罪由于涉案范围广、涉案金额大、受害人数多、社会危害性大而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为实现打击犯罪与维护社会稳定并重,化解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引发的系列矛盾、保护被害人权益亦成为司法办案部门的重点。本文从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概念及被害人的认定出发,以集资诈骗罪为视角,分析问题,提出完善路径,以期助益于被害人权益保护困境之解决。

新刑诉法保障被害人权益若干问题的思考

人权是每个人都应该享受的一项基本权力,为人民群众的生存、发展、自由平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人民群众个人的本质、尊严等方面都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每一个人必须享受的权力。现阶段,我国人权保障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对于人权保障的相关司法制度也处于不断创新、完善的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司法机制改革步伐,使人权的保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性进展。人权保障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然而在当前的形势下,现有的人权保障制度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常常因为多种原因,导致人权保障工作不能顺利进行,这对人民群众的自身权益来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对新刑诉法保障被害人权益若干问题进行了简单的研究。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害人权益保护机制问题研究

按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被害人将被改变以往"旁观者"的地位,通过保障其有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的诉讼程序,尽早弥合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害并获得精神安抚,修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第180条、第229条,及"两高三部"发布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16~18条对被害人诉讼权益进行了细化规定。

完善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制度的建议

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权益，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障，但在司法实践中，国家却常以公众利益为由而牺牲对刑事被害人的保护，而作为其中特殊群体的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是受到严重的忽视。本文从刑事未成年被害人特殊群体的角度，针对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对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不足之处，提出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可行性建议，以期能对刑事诉讼工作有所帮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