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刑事被害人量刑参与程序建构

被害人量刑参与能使被害人表达自己受到的伤害,抚慰其心理创伤,使被告人充分了解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伤害,有利于对其改造,也有利于形成公正的量刑建议和判决,实现案结事了,社会和谐。在肯定被害人量刑参与权的基础上,认为被害人是与控方、辩方、裁决方一起构建的"双三角结构"中的重要参与主体,通过总结我国相关立法、实践探索成果和分析被害人量刑参与的困境,在量刑参与生态优化的基础上,建构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最大限度维护被害人权利,避免被害人的在场者缺场,实现量刑公正。

论被害人参与量刑及其实现

刑事司法的两大支柱是定罪和量刑。2010年10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签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规定了作为当事人的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可以提出量刑意见,但是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未能对于被害人参与量刑问题作进一步的明确。譹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被害人的参与量刑权并将之付诸实践,对于更好实现刑法目标,正确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事被害人损害赔偿救济机制研究

在我国的损害赔偿制度基础上吸收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有助于现有被害人损害赔偿救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能满足我国和谐司法的内在要求。针对我国现行犯罪人赔偿方式的缺陷,应建立"被害人参与量刑"的刑事被害人损害赔偿救济新模式,从而消除深层次矛盾,恢复社会秩序。

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及其对我国之镜鉴

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是在刑事司法理念转向、犯罪危害性再认识以及量刑程序平衡的背景下形成的。其包含了以被害人意见从轻、从重为导向的两个面向,并且由于从轻或从重的陈述,会导致诉讼中各主体之间产生或和谐或对抗的复杂关系。罪刑法定原则下不容过多考虑从轻陈述,但恢复性司法下又会过度考虑从轻陈述,这种两极的情形是被害人从轻陈述时存在的主要风险。从美国实证观察,首先被害人参与积极性有限,其次从重陈述从结果上来看,是否仅为保障被害人程序性权利的工具,而对实际量刑基本没有影响,故成为一个“影响-采纳”悖论。因此,我国在借鉴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时,应该结合司法实践之弊病,一方面鼓励被害人参与。另一方面,秉持从轻、从重二分的视角,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之上,不过度扩张或限缩被害人量刑陈述的影响;从程序性权利保障的角度,除了量刑程序独立性、刑事司法理念转向之外,通过细化量刑意见提出主体、形式、内容及效力,另外强化法官说理机制,保障被害人的程序性权利,真正实现合理借镜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保障被害人的量刑参与权。

被害人参与量刑的动因与功能分析

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对象,被害人有着参与量刑的强烈愿望。被害人参与量刑是基于尊严权利保护、程序主体性诉求、报仇求偿心理释解以及利益表达需要等动因,被害人参与量刑具有实现修复正义功能、监督与制约功能、安抚与预防功能以及增进裁判认同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