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用死刑的另一理由——犯罪人被害化

犯罪人被害化可以成为限用死刑的另一个理由。通过对现象描述、政策路径、刑法规定、程序对接的论证,说明它们分属于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四个学科,以知识与规范的系统协调,证明这一命题的成立。由于犯罪人被害化,犯罪原因并非全部是犯罪人的个人原因,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应当被分担,由国家、社会、其他人承担一部分,犯罪人不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家庭暴力受虐女性服刑人员犯罪被害化问题研究

家庭暴力受虐女性犯罪被害化取决于微观层面父母对女性受教育的支持程度和社会对受虐女性权利的社会保护程度。调查发现,原生家庭社会支持不足、自身受教育程度低和国家对受虐女性权利保护不足,对家庭暴力受虐女性犯罪被害化产生影响。国家、社会、个人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家庭暴力干预的力度。

女性犯罪人被害化司法保护研究

目前,女性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意识通常较淡薄,文化程度也较低,加上容易情绪激动,较易出现犯罪人被害化的问题。以女性犯罪人为切入点,分别从完善女性犯罪嫌疑人的侦审措施,扩大女性犯罪嫌疑人起诉便宜主义的适用范围,加强女性犯罪嫌疑人审判环节的权利保护等方面探讨女性犯罪人被害化司法保护,以期为相关领域的工作人员提供参考。

女性犯罪人被害化司法保护研究

作为特定弱势群体的女性犯罪人,往往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的牺牲品,她们在一定程度承担了本应由国家、社会等应承担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犯罪化的过程亦是被害化的过程。因此,加强对女性犯罪人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环节的司法保护,更能彰显现代社会的文明和公正。

论犯罪被害人被害人化

犯罪被害人被害人化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因各种主体内外因素的消极影响而处于的不健康状态,其特点表现为发展的阶段性、发生的可能性和状态的不健康性。心理学中的心理动力学理论、学习理论、认知理论都可以对被害人化作出一定的解释,而被害前、被害中和被害后的因素都影响被害人化的发生。

三次被害理论视野下我国被害人研究之反思

我国被害人研究侧重在刑事司法领域对被害人的角色进行定位和对被害人的权利进行扩充。但是从西方被害人学研究的视角上审视,这种研究相对狭隘,且存在一定的内部混乱。从作为被害人研究基础的三次被害和被害化理论出发,则可以准确地为我国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进行定位,并且能有效揭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保护被害人权利的角度和措施。

被害人危险接受场合下自我答责规则的适用

被害人危险接受的场合下,若行为人没有明显违反注意义务,且被害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危险有或应有充分认识并义无反顾继续该行为的情况,应当视为被害人对于该危险表示接受,即使造成了严重后果,也应当为行为人构建可能的出罪路径,不能一味追究刑事责任。在司法实务的大量案件中,常会出现被害人危险接受的情况类似但是对于行为人的判决结果不同的情况,导致司法公信力被质疑。文章就被害人危险接受场合下自我答责及其他相关规则的选择与适用进行分析,并提出自我答责理论的完善建议。

犯罪学中的被害人问题

被害人的研究贯穿于整个刑事法学理论之中,被害人学的发展尤其应当借鉴犯罪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本文从被害人的分类、法律地位、保护和救助以及被害人过错在刑罚裁量中的影响等问题出发,涉及到了被害人学理论的发展对传统犯罪概念的冲击,凸显了法律对个人尊严和人权的保护,从而探讨了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被害人问题,并且认为,只有将被害人的研究置于刑事法治的动态过程之中,才能对其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才能将被害人学的理论推向新的高度。

被害人化问题刍议

被害人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与刑法学、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等刑事科学相比,开展研究的时间比较晚,自本世纪20年代本杰米亚·门德尔松发表《论被害人的人格》一文,直至1947年被害人学的概念才被提出来.然而,被害人学从产生开始就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与各国有关被害人的立法实践交相辉映,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目前,国际被害人学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的被害人化预防

近年多发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对未成年被害人关注较少。这不仅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更不利于犯罪预防。从未成年人保护角度看,预防未成年被害人化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要针对被害人的第二次被害、第三次被害分别做出立法完善、司法规范、心理干预以及国家补偿的应对,以保障被害人从被害经历中恢复并重新步入社会。

我国性侵犯罪刑事立法之完善

司法实践中,男性不仅有可能成为强制猥亵罪的性侵犯对象,还有可能遭受到其他性侵犯。按照目前我国刑事立法,对此类犯罪只能以故意伤害罪或强制猥亵罪予以规制,但个案极易因罪责刑不相适应而导致裁判有失公正。本文基于我国不同性侵犯罪之间的差异,结合国外相关立法情况,探寻性侵犯罪去性别化的立法价值,以期推动刑事立法对实务中出现的新情况作出反应,将新的犯罪主体、对象和行为方式纳入强奸罪的范畴;同时恢复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对被害人“去标签化”,以更加详细的方式规定救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