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提名人与被提名人

本文考察了中国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的提名人与被提名人的情况。中国本土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提名人为国际著名生物化学家吴宪(1893-1959),他于1932年提名了约翰·诺斯罗普(John H Northrop)和詹姆士·萨姆纳(James B Sumner)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而最早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提名的中国人乃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先驱,公共卫生学家、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伍连德(1879-1960)博士,他因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发现土拨鼠在鼠疫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而被提名角逐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公司意思标准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代持的体系重构

股权代持对股权归属的约定牵扯到公司股东认定的问题,并因此带来公司治理与权利公示上的混乱。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代持应区分为合同法与公司法两个层面的问题,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依据代持协议的债权债务关系处理,股权归属应当回归《公司法》关于股东身份的认定标准上。股东认定应采用公司意思标准,考察公司是否接纳实际出资人作为股东参与公司,公司意思可以通过明示或者默示方式作出。完全隐名与不完全隐名的区分应以是否获得公司认可为标准。同时,为保障其他股东对公司人合性的控制,应引入优先购买权制度作为事后救济,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产生撤销股权变动的效力。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应当通过登记对抗效力实现,名义股东的一般债权人原则上不受外观主义保护。

试析持股方式调整的所得税政策与税收征管

税收公平原则要求,对于实质相同的经济活动,应当予以相同的税负。本文以具有类似经济实质的持股方式调整活动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直接持股与间接持股转换以及代持股权还原的相关税务案例。基于对案例的分类研究,发现无论是跨类别的持股方式调整案例,抑或同类别调整的不同实例,在税收征管的适用标准和执行力度上均呈现出显著的分歧。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当前的税收制度与征管现状,对相关差异性进行了思考与探讨,并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从成本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给出了理论层面的解决方案。同时,结合法律、现实以及理论层面的考量,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1901—196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名情况探微(下)

诺贝尔奖是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权威性国际大奖,每年颁奖一次,号称"天下第一奖"和"万奖之王"。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是全球超级科技精英的顶尖人物,享有崇高的国际地位和声望,荣登诺奖得主殿堂是全世界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夙愿和至高无上的荣誉。因获取诺贝尔奖提名是赢得诺奖的前提和必由之路(杨振宁和李政道极为特殊的情况另议),故对诺奖提名情况进行研究无疑属于诺学范畴。本文主要利用诺奖官网提名数据库中已公开的原始资料对1901—196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提名情况进行了系统的全方位统计分析和研究探讨,力求全面深入而严密精准。

1901—196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名情况探微(上)

诺贝尔奖是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权威性国际大奖,每年颁奖一次,号称"天下第一奖"和"万奖之王"。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是全球超级科技精英的顶尖人物,享有崇高的国际地位和声望,荣登诺奖得主殿堂是全世界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夙愿和至高无上的荣誉。因获取诺贝尔奖提名是赢得诺奖的前提和必由之路(杨振宁和李政道极为特殊的情况另议),故对诺奖提名情况进行研究无疑属于诺学范畴。本文主要利用诺奖官网提名数据库中已公开的原始资料对1901—196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提名情况进行了系统的全方位统计分析和研究探讨,力求全面深入而严密精准。

人慧与物慧:基于智慧描述词与提名智慧者的分类

为揭示一般人内隐的智慧分类机制及智慧类型,考察了51名硕士生对智慧描述词和提名智慧者的分类。多维标度分析与聚类分析表明,40个智慧描述词的语义空间包括人文才能/科技才能和内在特质/外在表现两个维度,分为自然科学才能、社会科学才能和人文科学才能三类;40个提名智慧者的语义空间包括自然科学者/人文社科者和人际间的/个人内的两个维度,分为自然智慧者、社会智慧者和人文智慧者三类。综合分类结果及中西智慧文化,根据智慧内包含才能或能力的性质或要解决的问题性质,智慧可分为人慧与物慧两大类型。

拜登政府经济政策走向--基于对美国重要经济官员提名的分析

受新冠疫情冲击,美国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5%,遭遇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危机中当选的拜登总统提名了专业素养出众且实践经验丰富的官员组建经济团队,力图早日将美国经济带出衰退的泥淖,并"重建美好未来"。从几位官员的履历和政策主张看,拜登提名的经济官员体现出注重以理性、专业和务实的态度解决问题,在政策主张上具有高度共识,且背景多元并有良好口碑和人际关系的特点。通过对获拜登提名的经济官员人选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到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在短期内将以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复苏为优先目标,中长期将以"重振美国中产阶级"为政策立足点,对华经贸政策则以提升美国自身的经济实力为基础,重点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

依法保障选民和代表联名提名权切实改进选举工作

依法保障选民和代表联名提名权切实改进选举工作王凤菊选民或代表联名提名的现实障碍。法律规定为选民和代表行使联名提名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种种不适应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的现象和有停于法律规定的行为。１．思想不适应。由政党推荐代表和...

论股权代持中名义股东民事责任的承担

股权代持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投资优惠政策的出台应运而生。它为广大市场主体参与投资提供了新渠道,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经济增长。名义股东是股权代持中各方主体关系的交汇点,确定名义股东在股权代持中的民事责任十分必要。将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解释为委托代理,以此为基础将名义股东与各方主体间的关系分为3个层次。通过对不同层次关系和争议点的分析,确定名义股东承担民事责任的路径: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尊重内部契约、公平分配责任;在公司内部以委托代理为基础进行类型化分析并衔接公司法特殊规则确定责任;在与公司外部第三人之间适用“内外有别”兼顾外观主义原则。

商事交易中担保物权代持的解释论——以《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4条为中心

担保物权代持在商事交易中被大量运用,但其因不完全符合担保物权从属性的要求而遭受合法性质疑。《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4条回应了实践需求,确认了合法的担保物权代持情形。分析担保物权代持的正当性以及法律后果应以代持行为的性质为逻辑起点,但第4条对此未予明确。担保物权代持行为的性质可以解释为隐名代理和信托,这两种解释路径下的担保物权代持均不违反从属性规范。担保物权代持行为性质的解释本质上是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解释,解释时应借助意思表示解释规则,重点考察代持目的、受托人权限、公众债权人是否参与等因素。担保物权代持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在区分代持行为性质的基础上进行认定,应重点关注担保物权的归属、委托人的撤回权和解除权、受托人义务在不同法律关系类型中的区分。

股权代持执行异议之诉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债权人能否强制执行名义人所持股权一直以来存在争议。我国现行规范无法解决股权代持强制执行中产生的利益冲突,《民事诉讼法》《公司法》中有关案外人、第三人的概念模糊,司法裁判亦对此尚未形成统一裁判规则。就股权代持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而言,应以外观权利作为基本法则,同时综合考虑代持关系中当事人主观态度、行为违法程度等诸多因素,由此断定法院能否强制执行名义权利人名下股权,从而平衡债权人与隐名股东的利益争议。

双草醚防除直播稻田杂草试验

1996～ 2 0 0 0年试验结果表明 ,农美利对稗草、稻李氏禾、雨久花、泽泻、野慈姑、异型莎草、葡茎剪股颖、谷精草、萤蔺、针蔺等大多数水田杂草有较好的防效。从安全性和除草效果考虑 ,其适宜的施用剂量为 2 2 5～ 3 0 ga i /hm2 ,适宜的施药期为水稻 2～ 4叶期、稗草 2 0～ 4

除草剂农美利的稻田除草效果及生理作用

以 Facet(活性成份 quinclorac)为对照 ,测试了农美利的稻田除草效果。试验结果表明 :农美利是一个较优秀的直播稻田苗后除草剂 ,除草率可达 10 0 % ,适宜用量 2 mg/ m2 ,适宜使用时期为水稻一叶一心期～五叶一心期。对水稻的营养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其抑制效应是可逆的。农美利对水稻和稗草的生理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农美利的除草作用在于对光合速率、呼吸强度、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

农美利防除水稻直播田杂草的应用技术研究

通过 1998～ 1999年在浙江省杭州、诸暨、余姚、萧山等地的多次田间小区和大区示范及模拟试验 ,证实农美利防治水稻直播田杂草的效果 ,明确其对水稻安全性和药害表现 ,并提出其应用技术。

稻米和土壤中农美利残留量气相色谱分析方法的研究

建立了测定稻田土壤、稻米中农美利残留量的气相色谱分析方法。用配有NPD的气相色谱仪、DB 1301毛细管柱测定稻田土壤及稻米中农美利的残留量,最低检测浓度为0.01mg/kg、平均回收率为80.4%～99.8%,变异系数为6.3%～11.7%,均达到残留分析的要求。

董事诚信义务的构建——英国公司法的启示

借助比较法的思路,对两个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1)董事诚信义务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现实价值;(2)在何种程度上,中国公司法的立法体系可以英美法语境中的董事诚信义务为模本构建相应的法律条款。

一种新的失败终止记名签名方案

该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数字签名方案—失败终止记名签名方案,该方案具有失败终止数字签名与记名数字签名方案的优点。它有三个特点:只有记名人能够验证签名内容;如果需要的话,记名人或者指定的确认人能够向第三者证明该签名是签发给记名人的有效签名;如果发生伪造签名的话,签名人能够证明是伪造的。

投桃报李:CEO关联与公司风险承担

本文分析并检验CEO雇佣高管或参与董事选拔、提名过程产生的关联对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以及CEO正式权力对此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1)CEO通过参与董事选拔、提名过程产生的关联会显著降低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2)CEO正式权力,包括CEO结构性权力和所有权权力,削弱了CEO与董事之间的关联对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现有关于公司风险承担和CEO关联的研究,同时为上市公司警惕CEO通过参与董事的选拔、提名过程建立私人关联,过度规避风险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