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事强制令中的“需要纠正被请求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行为”

海事强制令是一项重要的海事诉讼法律制度,对保护海事请求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而"需要纠正被请求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行为"是海事强制令适用条件中非常重要的且容易引起纠纷的条款。对这一条款进行论述,指出海事活动的当事人如果违反了强制性法律规范,就属于海事强制令适用条件中所指的"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如果当事人在合同的履行中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就可能属于海事强制令适用条件中所指的"需要纠正的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主要是指违反定期租船合同、光船租赁合同以及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的行为。

船舶碰撞中被请求人扣船担保数额问题与完善建议

船舶碰撞纠纷中,海事被请求人通常以提供担保的方式请求法院解除海事请求人申请的扣船措施,对于如何认定被请求人扣船担保数额,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76条第1款之中规定应当与海事请求人的债权数额相当,但并未对"其债权数额"有更详尽的解释。通过剖析司法实践案例,认为前述所涉"其债权数额"应当允许海事请求人对其船舶碰撞造成的损失作出合理估算。若海事被请求人对担保数额存有异议,应当举证证明其担保数额明显高于其被扣船舶的实际价值,以此申请法院调整担保数额。

船舶优先权与其所担保的海事请求的被请求人

本文重点讨论船舶优先权与其所担保的海事请求的被请求人的关系。在阐述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的法律与实践以及有关的国际公约的规定的基础上 ,进一步讨论了中国《海商法》的有关规定。得出的结论是 :根据中国《海商法》的规定 ,只有那些针对当事船的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和船舶经营人的海事求才受以当事船为客体的船舶优先权的担保。

涉外知识产权法律适用中被请求保护地法之界定

知识产权法律适用中被请求保护地法起源于《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2款。对《伯尔尼公约》第5条,学者之间形成了“被请求保护地法说”、“来源国法说”和“非冲突规范说”三种不同观点。在《伯尔尼公约》的影响下,各国在相关的国内知识产权冲突法中开始逐步采用被请求保护地的法律。但《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2款与生俱来的争议决定了被请求保护地作为连结点在含义上的模糊性。为此,一些学术机构分别制定了有关知识产权法律适用规则的建议稿,这些规则及解释对于理解被请求保护地具有重大参考价值。201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8条、第50条规定以被请求保护地法作为涉外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被请求保护地法的适用存在分歧,带来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我国应该借鉴被请求保护地法在有关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具体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依据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案件,对其含义分别作不同界定。

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

各国在处理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问题时主要采取两种模式,即单向域外适用模式与双向域外适用模式。前者更多地是将知识产权视为一种政策性的特权,在处理域外侵权行为时往往不会发生外国的知识产权法被本国法院所适用的情况,但会出现本国知识产权法适用于发生在域外行为的情形;后者更多地是将知识产权视为一种民事权利,对于发生在域外的行为,本国法院既可能适用本国知识产权法律,也可能适用外国知识产权法律,是否发生外国法律的适用取决于一国立法对较为中立的连接点的界定。我国在立法上采取了以“被请求保护地”为连接点的双向域外适用模式,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并不进行法律选择而是径行适用中国知识产权法律。这将导致在司法上采取了将中国知识产权法律适用于域外行为的单向域外适用模式。我国应在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问题上回归双向域外适用模式,并在具体纠纷裁判中丰富和明确“被请求保护地”的含义,同时设置“无所不在”侵权行为的特殊法律适用规则,限制当事人共同选择适用法的范围以及确定公共秩序在准据法选择中的适用,以实现维护本国利益的目的。

论我国知识产权确权与保护冲突规范的不足与完善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内的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冲突法都将“被请求保护地”作为确定涉外知识产权确权和保护案件准据法的重要连接点。“被请求保护地”的法律概念早见于《伯尔尼公约》第5条中“被要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表达,其后续发展与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本质特征紧密相关,应被释义为“原告诉请保护之知识产权有效地”或“双方讼争的知识产权有效地”,且被请求保护地法只在特定情形下才与权利登记地法、法院地法或侵权行为地法重合,但是“被请求保护地”与这些连接点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对“被请求保护地”的认定存在逻辑错误的情况较为常见,且“被请求保护地”目前已被特定化。此外,《法律适用法》第50条的适用顺序仍然存在不明确性,并且规则的公平性存疑。因此需要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来明确“被请求保护地”的释义和认定标准,将其与类似的连接点进行明确区分,以增加司法实践的确定性。此外,还需要明确《法律适用法》第50条中有限意思自治原则和被请求保护地法的适用顺序以及第50条和第44条的适用顺序,以进一步化解第50条存在的公平性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的准据法确定——解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

被请求保护地法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准据法受到普遍认可,但长期以来其实质内涵在理论上未被予以充分阐释。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国民待遇原则和独立保护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准据法确定规则。对于涉外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实然意义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需要“二次”规则的介入。“行为主义”下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难以胜任冲突规范的本质职能,其阻碍知识产品的跨境传播和利用,甚至可能恶化法律冲突。“效果主义”符合应然意义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只有在“效果主义”下,知识产品在各国的利益才能得到合理分配,从而维系知识产权领域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和谐统一。法院在审理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应当考虑把效果产生地的法律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准据法。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反致规则应内化于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厘清被请求保护国原则有助于完善我国司法实践以及应对国际条约谈判。

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法律选择中的适用

意思自治原则应有限适用于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法律选择。同时应当对其进行“弱者权利保护”“公共秩序保留”以及“强制性规定”的限制。我国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协议选择知识产权侵权准据法的情况极少。在当事人未选择准据法的情况下,法院的审理存在两方面倾向:一方面,无视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直接适用我国知识产权实体法进行判决;另一方面,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时直接向“法院地法”逃逸。在现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框架下,对被请求保护地在不同情形中应做不同理解:被请求保护地作为知识产权归属和内容的连结点,应理解为权利来源地;作为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连结点,应理解为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侵权行为地。

我国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适用

在国际私法领域,被请求保护地法(lex loci protectionis)作为涉外知识产权侵权保护的准据法,已经得到了各国的普遍认可。我国在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的第50条规定了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适用规则并在涉外知识产权领域引入了被请求保护地法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这是我国对涉外知识产权侵权保护的重大突破,也符合国际对涉外知识产权保护的趋势。当前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与日剧增,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对于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法律适用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我国可以引入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实践中适用分割制、意思自治有限的扩张以完善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适用。

论涉外知识产权案件“被请求保护地”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0条关于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法律适用中的"被请求保护地"与"法院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通过两个案例不难发现,我国不少法院在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时,尚不能做到对冲突规范和法律适用加以认真分析、充分说理,对一些重要的国际私法问题视而不见,直接导致了实体判决结果上的错误。这种错误判决无论在中级人民法院还是高级人民法院都存在。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对"被请求保护地"的司法解释处于缺失状态,现有的法律也没有明确告诉法官当存在多个"请求保护地"时应如何应对。

论涉外著作权侵权案件中被请求保护地的确定——基于对“刘纯豹、陈海诉台湾万人出版社侵犯著作权案”的思考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0条把"被请求保护地"作为涉外著作权侵权冲突规范的连接点,但对于"被请求保护地"的具体含义却没有做出解释。对"刘纯豹、陈海诉台湾万人出版社著作权侵权案"的分析表明,涉外著作权侵权案件中,作者享有的著作权应当是各国著作权法所承认的权利的集合。作者依据哪个国家的著作权法所享有的权利遭受侵犯,就应请求法院适用该国的法律予以保护,该国就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0条中的被请求保护地。在国际网络著作权侵权中,侵权行为地的数量是不特定的,把每一个权利受损国的法律都作为准据法会给司法系统带来过大的负担。因而必须对地域性原则作出有限的变通,寻找一国或数国的法律作为"地域代表"去计算所有权利受损国内的损失。被选择成为"地域代表"的国家应兼具"地域性"与"代表性",该国内的侵权行为能够体现整个侵权过程的架构和特征,在所有侵权行为中起到核心性的作用或对网络侵权的扩散起到实质性的加剧作用。著作权网络侵权可以划分为五种类型,通过对每一种类型项下起到核心性作用的地域进行分析和确定,可以实现"被请求保护地"含义的类型化和确定化。

论涉外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之被请求保护地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0条对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法律适用作出了具体规定。以该法第50条之被请求保护地为中心展开讨论,指出法院在适用准据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对涉外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法律适用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论知识产权法律适用中的被请求保护地法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第七章专门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问题，确立了知识产权的归属、内容以及侵权责任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本文从阐述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出发，分析了将被请求保护地作为连结点的合理性，并进一步论述了被请求保护地的确定问题，阐明了被请求保护地同权利来源地、侵权行为地以及法院地的关系。

现代经济社会背景下我国涉外知识产权保护的准据法问题研究——以现行的“被请求保护地”为中心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0条中的“被请求保护地”概念与“法院地”“请求提供保护的国家”等概念混淆的问题,不擅长应用法律解释,忽略跨国知识产权中的涉外性,直接适用国内法做出判决,造成涉外知识产权审判有失公平。本文通过对“被请求保护地原则”的来源进行分析,发现其在司法实践适用时存在的问题,厘清“被请求保护地”的概念,同时批判地吸收借鉴外国司法实践,如美国采用“分割法”的合理之处,对司法实践提出改善建议,为条约谈判提供新的思路。

被请求保护地认定问题与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以专章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其中第五十条规定了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法律适用,为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准据法的确定提供了规范指引。被请求保护地作为连接点,由于其符合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要求,顺应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内在要求,作为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法律适用的连接点有着很大的优势,但在互联网背景下,侵权行为带有流动性和并发性的特色,这就使得被请求保护地的认定遭遇难题,亟需完善。本文建议在当前的法律背景下,法官在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时应根据知识产权权利类型的不同细化被请求保护地适用规则、引入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被请求保护地、加强法官认定被请求保护地的说理和论证义务。

地域性原则的理解纠偏及涉外审判中外国法适用的重申——涉外定牌加工案件的启示

相比典型的商标侵权,涉外定牌加工案件的特殊性在于商品在境外销售,而不在于加工方和定作方的承揽关系。因此,该类案件与出口侵权案件的认定难点一致,在于法院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态度。最高法院在该类案件中的立场反转本质上是对我国商标法域外效力认识的转变;而其他法院的矛盾判决实际上源于“涉外知识产权审判只能适用我国法”这一错误认识。如欲一致处理该类案件,必须正确理解地域性原则的内涵,提高法院在涉外知识产权审判中对法律适用的重视程度,从效果主义的立场出发解释“被请求保护地”并恰当选择准据法,进而适用销售地法评价境外销售行为,而非适用我国法孤立地评价境内贴附行为,着重考察我国商标权人是否拥有被销售地商标法所承认的权益。另外,如果涉外定牌加工产品回流国内,则无需再考虑涉外因素,容易判断加工方构成商标侵权。

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0条为中心

【目的】通过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0条关于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法律适用存在的问题,对法律适用所出现的问题及情况提出对策见解。【方法】选取北大法宝中的50个案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审判和实践过程中法院对该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存在回避、混淆被请求保护地的界定、法律适用不恰当、意思自治时间限制过于严格问题。【结论】为完善涉外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均应改进。

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本文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范围、原则、协助程序均作了较详细的理论阐述，认为应该严格依据国际条约或公约解决有关司法协助问题。作者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范围广狭义之分及这种划分的意义、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申请、审查、执行作了具体探讨。

析票据抗辩原理

一、票据抗辩的一般原理 《票据法》第13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抗辩,是指票据债务人依本法规定对票据债权人拒绝履行义务的行为。票据法上,拒绝履行票据债务的法定事由,称之为抗辩事由;提出抗辩,并依此而拒绝履行票据债务的权利,称为抗辩权。在票据关系的权利义务中,支付请求权、追索权等,是票据债权人的权利,票据抗辩权。

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与我国刑法的域外适用问题

当前跨越国界的具有涉外性质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涉及领域越来越广，危害性越来越大。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发展，国际间的交流活动日趋活跃，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因此，对日益增多的涉外犯罪活动，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如何发挥我国刑法域外效力的作用，适用国内刑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