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的国家保护义务

刑事诉讼中个人信息的处理带来了被遗忘权需求的出现,要求处理个人信息的公权力机关承担相应的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承担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的主体主要是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审判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也包括在具体案件中与刑事诉讼产生某种联系的行政机关或监察机关。这些义务主体履行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的方式主要是删除、封存和匿名化处理。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的国家保护义务的履行程序包括针对信息主体之申请作出回应、完成主管之特定机构针对信息主体之投诉而作出的指令两个阶段,义务的主体在不履行义务的情形下需承担相应的行政或纪律责任。

国际全科前沿——2023年的秋季,COVID-19或许被遗忘但并未消失

2023年9月JAMA刊登了来自美国埃默里大学医学教授Carlos del Rio的文章:COVID-19 in the Fall of 2023-Forgotten but Not Gone,提出了COVID-19可能已被遗忘,但它并没有消失。医生和患者都应该把SARS-CoV-2列入引起重大呼吸系统疾病的清单中,且保护最脆弱的人群仍是重点。虽然COVID-19不再是一个公共卫生威胁,但感染的增加在可预见的将来或许还会发生。

寻求规制与尊重的平衡:数字监护视角下未成年人被遗忘权的困境及化解

面对触网低龄化的态势,我国依托家庭、学校和社区的监护结构为未成年人构建了严密的用网规制体系。伴随着数字技术在养育、教育和行政管理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传统上扮演保护角色的善意监护人也成了新的风险敞口。受到家长主义思潮的影响,现行立法尚未对监护人的数据滥用配置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面对监护人的隐私侵害,未成年人不仅缺乏事前平等协商的主体地位,也不具备在事后寻求司法救济的独立请求权基础。在此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新增的数字被遗忘权为未成年人提供了对抗监护人信息滥用的契机。未成年人可以向数字平台、社会保护组织和个人信息保护履职部门提出被遗忘请求。当未成年人与监护人或第三人产生利益冲突时,应当基于诚信原则构建对于未成年人被遗忘权的倾斜性保护机制。

数字时代被遗忘权的法理证成与规范构造

数字时代的被遗忘权是指自然人所享有的一种封锁或删除已公开个人信息的权利,旨在将此类信息移至隐私领域实现其再隐私化,以保护人格尊严。在权利属性上,被遗忘权既不属于隐私权,亦非个人信息权的删除权能,而应是独立的新兴人格权。在权利证成上,借助哈勒尔关于内外理由之权利证成标准,以人格尊严理论和信息自决理论作为内在理由,以利益衡量理论和“共同善”权利观为外在理由可合力证成其独立法权地位。被遗忘权的规范构造意在将其从价值观念转化为融贯于现行法律体系的制度规范,通过明晰权利义务主体、合理界定权利客体、厘清权利内容并规范权利行使边界、明确其侵权责任承担等路径来实现。

图书馆用户个人数据注销机制研究——基于数据被遗忘权视角

图书馆在利用用户个人数据实现精准服务的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个人数据隐私保护已成为重要议题。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数据被遗忘权对图书馆用户个人数据的影响和挑战,以提供借鉴和建议,帮助图书馆构建更加透明、安全、符合隐私保护要求的个人数据处理机制。为了完善图书馆用户数据隐私管理模式,研究设计了面向图书馆资源服务平台用户的个人数据注销机制。通过该机制,用户可以要求图书馆数字平台删除个人访问、检索、阅读、下载数据,主要目的在于彻底删除用户隐私数据,从根本上避免数据泄露或滥用,进而保障图书馆服务用户的隐私信息,提升用户对图书馆信息资源与服务的使用意愿。

被记录权和被遗忘权:弱势群体建档的逻辑之争

档案部门作为弱势群体的主要建档主体,其法定职责、功能定位与建档工作的特点高度契合,可通过科层制结构自上而下的组织化调控推进,对分布分散但富有价值的弱势群体档案实现有效管控。弱势群体建档工作中,档案部门依托对弱势群体档案的采集、聚集和处理所具有的话语权优势,可能形成信息监视、数据垄断、公权力私有化等异化风险。档案部门在面对被遗忘权和被记录权这一组大数据时代维护个人信息权益的新型权利时,应遵循权力适度管控和个人权利行使相结合的原则,协调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以弱势群体建档来形成对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公共安全、国计民生发展等的积极促进效应。

论被遗忘权与个人信息删除权之差异

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信息永久记忆带来的诸多问题亟需法律予以规范,欧盟于《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十七条规定了被遗忘权,我国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了个人信息删除权。被遗忘权与个人信息删除权虽存在相似之处,但本质上不能等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名称内涵上,权利命名体现的人文情感与法律余地不尽相同;在适用条件上,被遗忘权与个人信息删除权的主客观要件规定和权利义务分配有较大差别;在主体关系上,两项权利涉及的主体内容因信息处理过程的差异存在不同界定;在抗辩事由的规定上,二者法律条文的内容存在较大差异。

大数据征信时代下被遗忘权的现实逻辑及构建路径

在大数据征信时代下,信用信息的范畴和类型在算法技术的支持下不断延展与扩张。在全量化数据分析、聚集性数据存储以及信用大数据开放共享的背后,存在社会信用主体的人格权益和信息自决权受损的潜在风险。当前失信联合惩戒适用范围过宽、措施泛化以及信用修复机制效果欠佳,社会失信主体对于行使被遗忘权还其“清白历史”的需求比以往更加迫切。为了平衡被遗忘权与其他利益的冲突,社会信用主体应秉持比例原则,在符合时间要素、行为要素的前提下适用被遗忘权。

个人信息被遗忘权的确立基础与构造路径——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对个人信息删除权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被遗忘权的实质精神。删除是被遗忘权的重要手段,被遗忘权是删除的实现目的,二者属于交叉竞合关系。被遗忘权是保护信息主体人格利益与再社会化权利的必要措施,能够弥补现有删除权的功能缺失。实践中,被遗忘权与公众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存在价值冲突,信息繁杂性与流通性致使遗忘操作困难,加之高成本抑制作用共同导致信息遗忘效果难以实现。我国应当在删除权基础上确立被遗忘权,通过层次化权利主体、扩大化义务主体、类别化权利客体以及精细化权利义务内容,构造具有本土适用性与可操作性的被遗忘权。

社交媒体中“被遗忘权”的边界与再审视

大数据开启了一次全新的时代变革,将人类带进一个更加数字化、便利化的时代。但同时,大数据渗透到个人生活中,扩展了隐私权的范畴,也带来了“被遗忘权”的广泛讨论。“被遗忘权”意在赋予数据主体的主动性,对自身信息有着积极的控制。然而,就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讨论结果来看,关于这项权利的诸多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讨论、确立。这是一个关系到个人、商业、公共等多方利益碰撞的博弈。

被遗忘权视阈下个人涉疫信息善后处理的制度构建

互联网技术与海量数据的结合使得“圆形监狱”成为可能,大数据的介入更加剧了涉疫信息保护与侵权之间的冲突。要保护好个人涉疫信息,首先要理清删除权与被遗忘权之间的关系,并针对涉疫信息权益易受侵害、法律制度空缺、善后管理机制混乱等问题,探讨涉疫个人信息善后处理的制度构建。为此,或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为桥梁,将被遗忘权明确写入法律,推动涉疫个人信息善后处理制度的落实,即在明确涉疫信息删除标准的前提下,推进信息收集主体“主动删除”,强化信息主体通过申请或诉讼方式进行“被动删除”,以期最大限度地降低涉疫个人信息权益受侵害的风险。

曾被遗忘的国宝

大部分青铜器,我们就算不知道它们的名字,但是根据样子,总能大概猜到用途。但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这件青铜器--西周时期的夔纹铜禁,可能就需要你“大开脑洞”了。猜猜看,它有什么用?为什么它是“曾被遗忘的国宝”呢?

口香糖:一块被遗忘的树胶

提起口香糖,许多爱看电影的少年朋友总会想到,在影视片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美国大兵咀嚼口香糖的样子。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这些美国大兵感到恐惧、孤独和烦躁,通过咀嚼口香糖来消除这些不良情绪。就这样,美国大兵把口香糖带向了欧洲,带向了世界各地。

论被遗忘权的理论因应及制度构建

数字技术的发展加剧了数字鸿沟。普通公民在强大的数字技术面前处于弱势地位,其数据权、个人信息权以及隐私权等面临风险,亟需法治保障。通过考察域外经验可知,被遗忘权是应对这一问题的最有效手段。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删除权”虽然与被遗忘权高度相似,但本质并不相同。被遗忘权可以综合衡量多方要素,能够有效尊重和保护数字化人格,充分保障数据主体的信息自决权。应当首先秉持谦抑原则和比例原则,继而结合扩大解释、正当程序、个案判定以及行业自律的基本立场,实现被遗忘权的制度构建。

被遗忘权在刑事领域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被遗忘权不仅在私法领域受到了广泛关注,在刑事领域中也引发了讨论。赋予有犯罪记录者被遗忘权,对促进其复归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将被遗忘权适用于刑事领域也面临着价值与规范冲突。推进被遗忘权在刑事领域的顺利适用,需从规范权利主体、义务主体、明确适用范围以及保障方式等方面寻求出路。

从行政法视角看被遗忘权的确立

被遗忘权引入中国近10年,确立之路行进艰难。究其原因,既有被遗忘权理论遗留问题的尚未解决,也有被遗忘权实践中落地的艰难,同时还有其本身的双面性。目前,学界基于被遗忘权个人信息权的特性,多选择以私法为其确立途径,但被遗忘权具有较强的公益属性,通过行政法加以确立在被遗忘权发展初期更具有优势,可以在部分领域、部分阶段对被遗忘权进行行政法的规制保护,如建立信息分类的等级制、建立公示信息的有序退出机制、建立合理的信息匿名化机制。

论刑法保护本土化视域中的被遗忘权

被遗忘权的目的在于强调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本土化语境下被遗忘权相关问题的探讨首先要以被遗忘权的确权为前提,被遗忘权具备本土确权的历史与现实上的必然性。被遗忘权的权利属性不同于删除权、个人信息权以及隐私权等权利,需要将其视为一种独立性的权利。刑法语境中探讨被遗忘权的保护问题,要从内外品质两方面论证刑法保护的正当性,内在品质的论证涉及对新型法益成立标准的探讨,外在品质的论证主要围绕最后手段原则展开,最终得出被遗忘权具备法益化的资格以及刑法手段保护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刑法才能够对被遗忘权的具体构造展开探讨。

中外数据被遗忘权制度比较研究

[目的/意义]互联网技术能够永久记录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这种技术在提升生活便捷性的同时,也存在侵害个人数据权利的可能,被遗忘权的价值正在日益凸显。在删除权的基础上探求被遗忘权制度的本土化方案,有助于保障数据主体权利,提升数据治理效能。[方法/过程]通过案例分析、法律及政策分析等方法,从立法模式、司法适用两个面向对欧盟、美国和中国数据被遗忘权制度进行比较考察。[结论/结果]基于对数据被遗忘权制度本土化的正当性分析,借鉴域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制度完善构想,包括遵循法益平衡逻辑脉络、全面保障数据流动安全、优先保护儿童数据权利等。

中国语境下被遗忘权的内涵、价值及其实现

搜索引擎技术的大众化特性改变了信息流通的方式,不仅扩散了信息的传播范围,甚至可能无限延长信息的留存,因而使得合理的信息遗忘机制失效,影响个人声誉的恢复。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均未规定被遗忘权,但被遗忘的法益是一项正当的独立的人格法益,本质上是实现个人身份建构的法益。不同于民法上的隐私权,被遗忘权仅适用于合法被公开的个人信息;不同于民法上的名誉权,被遗忘权中的个人信息是真实的,只因在网络上存续时间过长,影响了个人的身份呈现。《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删除权是实现被遗忘权本权的一种手段,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限于搜索引擎,但应扩大解释至通过调用搜索引擎快速检索信息并生成回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其权利内容为限制搜索引擎通过姓名查询结果的网站链接,而非彻底从网络上删除。原始公开行为的合法是搜索引擎再次公开的合法性基础,但信息公开行为合法无法推导出搜索引擎为所有搜索行为持续提供网页链接的合理性。

被遗忘权初探

被遗忘权是网络时代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权,由自然人享有的一项新颖的权利。它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自然人有权要求信息控制者删除其信息并停止传播的权利。被遗忘权是隐私权的延伸,属于隐私权的范畴。为了保障和有效实施被遗忘权,需要明确被遗忘权的范围和边界,并协调好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基本经济自由等权利的关系。被遗忘权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虽然作了粗略规定,但为了适应网络社会的迅速发展,需要在借鉴欧盟、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对被遗忘权规范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我国被遗忘权的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