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的国家保护义务

刑事诉讼中个人信息的处理带来了被遗忘权需求的出现,要求处理个人信息的公权力机关承担相应的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承担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的主体主要是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审判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也包括在具体案件中与刑事诉讼产生某种联系的行政机关或监察机关。这些义务主体履行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的方式主要是删除、封存和匿名化处理。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的国家保护义务的履行程序包括针对信息主体之申请作出回应、完成主管之特定机构针对信息主体之投诉而作出的指令两个阶段,义务的主体在不履行义务的情形下需承担相应的行政或纪律责任。

寻求规制与尊重的平衡:数字监护视角下未成年人被遗忘权的困境及化解

面对触网低龄化的态势,我国依托家庭、学校和社区的监护结构为未成年人构建了严密的用网规制体系。伴随着数字技术在养育、教育和行政管理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传统上扮演保护角色的善意监护人也成了新的风险敞口。受到家长主义思潮的影响,现行立法尚未对监护人的数据滥用配置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面对监护人的隐私侵害,未成年人不仅缺乏事前平等协商的主体地位,也不具备在事后寻求司法救济的独立请求权基础。在此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新增的数字被遗忘权为未成年人提供了对抗监护人信息滥用的契机。未成年人可以向数字平台、社会保护组织和个人信息保护履职部门提出被遗忘请求。当未成年人与监护人或第三人产生利益冲突时,应当基于诚信原则构建对于未成年人被遗忘权的倾斜性保护机制。

图书馆用户个人数据注销机制研究——基于数据被遗忘权视角

图书馆在利用用户个人数据实现精准服务的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个人数据隐私保护已成为重要议题。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数据被遗忘权对图书馆用户个人数据的影响和挑战,以提供借鉴和建议,帮助图书馆构建更加透明、安全、符合隐私保护要求的个人数据处理机制。为了完善图书馆用户数据隐私管理模式,研究设计了面向图书馆资源服务平台用户的个人数据注销机制。通过该机制,用户可以要求图书馆数字平台删除个人访问、检索、阅读、下载数据,主要目的在于彻底删除用户隐私数据,从根本上避免数据泄露或滥用,进而保障图书馆服务用户的隐私信息,提升用户对图书馆信息资源与服务的使用意愿。

被记录权和被遗忘权:弱势群体建档的逻辑之争

档案部门作为弱势群体的主要建档主体,其法定职责、功能定位与建档工作的特点高度契合,可通过科层制结构自上而下的组织化调控推进,对分布分散但富有价值的弱势群体档案实现有效管控。弱势群体建档工作中,档案部门依托对弱势群体档案的采集、聚集和处理所具有的话语权优势,可能形成信息监视、数据垄断、公权力私有化等异化风险。档案部门在面对被遗忘权和被记录权这一组大数据时代维护个人信息权益的新型权利时,应遵循权力适度管控和个人权利行使相结合的原则,协调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以弱势群体建档来形成对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公共安全、国计民生发展等的积极促进效应。

大数据征信时代下被遗忘权的现实逻辑及构建路径

在大数据征信时代下,信用信息的范畴和类型在算法技术的支持下不断延展与扩张。在全量化数据分析、聚集性数据存储以及信用大数据开放共享的背后,存在社会信用主体的人格权益和信息自决权受损的潜在风险。当前失信联合惩戒适用范围过宽、措施泛化以及信用修复机制效果欠佳,社会失信主体对于行使被遗忘权还其“清白历史”的需求比以往更加迫切。为了平衡被遗忘权与其他利益的冲突,社会信用主体应秉持比例原则,在符合时间要素、行为要素的前提下适用被遗忘权。

个人信息被遗忘权的确立基础与构造路径——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对个人信息删除权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被遗忘权的实质精神。删除是被遗忘权的重要手段,被遗忘权是删除的实现目的,二者属于交叉竞合关系。被遗忘权是保护信息主体人格利益与再社会化权利的必要措施,能够弥补现有删除权的功能缺失。实践中,被遗忘权与公众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存在价值冲突,信息繁杂性与流通性致使遗忘操作困难,加之高成本抑制作用共同导致信息遗忘效果难以实现。我国应当在删除权基础上确立被遗忘权,通过层次化权利主体、扩大化义务主体、类别化权利客体以及精细化权利义务内容,构造具有本土适用性与可操作性的被遗忘权。

被遗忘权视阈下个人涉疫信息善后处理的制度构建

互联网技术与海量数据的结合使得“圆形监狱”成为可能,大数据的介入更加剧了涉疫信息保护与侵权之间的冲突。要保护好个人涉疫信息,首先要理清删除权与被遗忘权之间的关系,并针对涉疫信息权益易受侵害、法律制度空缺、善后管理机制混乱等问题,探讨涉疫个人信息善后处理的制度构建。为此,或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为桥梁,将被遗忘权明确写入法律,推动涉疫个人信息善后处理制度的落实,即在明确涉疫信息删除标准的前提下,推进信息收集主体“主动删除”,强化信息主体通过申请或诉讼方式进行“被动删除”,以期最大限度地降低涉疫个人信息权益受侵害的风险。

社交媒体中“被遗忘权”的边界与再审视

大数据开启了一次全新的时代变革,将人类带进一个更加数字化、便利化的时代。但同时,大数据渗透到个人生活中,扩展了隐私权的范畴,也带来了“被遗忘权”的广泛讨论。“被遗忘权”意在赋予数据主体的主动性,对自身信息有着积极的控制。然而,就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讨论结果来看,关于这项权利的诸多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讨论、确立。这是一个关系到个人、商业、公共等多方利益碰撞的博弈。

论被遗忘权的理论因应及制度构建

数字技术的发展加剧了数字鸿沟。普通公民在强大的数字技术面前处于弱势地位,其数据权、个人信息权以及隐私权等面临风险,亟需法治保障。通过考察域外经验可知,被遗忘权是应对这一问题的最有效手段。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删除权”虽然与被遗忘权高度相似,但本质并不相同。被遗忘权可以综合衡量多方要素,能够有效尊重和保护数字化人格,充分保障数据主体的信息自决权。应当首先秉持谦抑原则和比例原则,继而结合扩大解释、正当程序、个案判定以及行业自律的基本立场,实现被遗忘权的制度构建。

被遗忘权在刑事领域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被遗忘权不仅在私法领域受到了广泛关注,在刑事领域中也引发了讨论。赋予有犯罪记录者被遗忘权,对促进其复归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将被遗忘权适用于刑事领域也面临着价值与规范冲突。推进被遗忘权在刑事领域的顺利适用,需从规范权利主体、义务主体、明确适用范围以及保障方式等方面寻求出路。

从行政法视角看被遗忘权的确立

被遗忘权引入中国近10年,确立之路行进艰难。究其原因,既有被遗忘权理论遗留问题的尚未解决,也有被遗忘权实践中落地的艰难,同时还有其本身的双面性。目前,学界基于被遗忘权个人信息权的特性,多选择以私法为其确立途径,但被遗忘权具有较强的公益属性,通过行政法加以确立在被遗忘权发展初期更具有优势,可以在部分领域、部分阶段对被遗忘权进行行政法的规制保护,如建立信息分类的等级制、建立公示信息的有序退出机制、建立合理的信息匿名化机制。

论刑法保护本土化视域中的被遗忘权

被遗忘权的目的在于强调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本土化语境下被遗忘权相关问题的探讨首先要以被遗忘权的确权为前提,被遗忘权具备本土确权的历史与现实上的必然性。被遗忘权的权利属性不同于删除权、个人信息权以及隐私权等权利,需要将其视为一种独立性的权利。刑法语境中探讨被遗忘权的保护问题,要从内外品质两方面论证刑法保护的正当性,内在品质的论证涉及对新型法益成立标准的探讨,外在品质的论证主要围绕最后手段原则展开,最终得出被遗忘权具备法益化的资格以及刑法手段保护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刑法才能够对被遗忘权的具体构造展开探讨。

中外数据被遗忘权制度比较研究

[目的/意义]互联网技术能够永久记录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这种技术在提升生活便捷性的同时,也存在侵害个人数据权利的可能,被遗忘权的价值正在日益凸显。在删除权的基础上探求被遗忘权制度的本土化方案,有助于保障数据主体权利,提升数据治理效能。[方法/过程]通过案例分析、法律及政策分析等方法,从立法模式、司法适用两个面向对欧盟、美国和中国数据被遗忘权制度进行比较考察。[结论/结果]基于对数据被遗忘权制度本土化的正当性分析,借鉴域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制度完善构想,包括遵循法益平衡逻辑脉络、全面保障数据流动安全、优先保护儿童数据权利等。

中国语境下被遗忘权的内涵、价值及其实现

搜索引擎技术的大众化特性改变了信息流通的方式,不仅扩散了信息的传播范围,甚至可能无限延长信息的留存,因而使得合理的信息遗忘机制失效,影响个人声誉的恢复。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均未规定被遗忘权,但被遗忘的法益是一项正当的独立的人格法益,本质上是实现个人身份建构的法益。不同于民法上的隐私权,被遗忘权仅适用于合法被公开的个人信息;不同于民法上的名誉权,被遗忘权中的个人信息是真实的,只因在网络上存续时间过长,影响了个人的身份呈现。《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删除权是实现被遗忘权本权的一种手段,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限于搜索引擎,但应扩大解释至通过调用搜索引擎快速检索信息并生成回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其权利内容为限制搜索引擎通过姓名查询结果的网站链接,而非彻底从网络上删除。原始公开行为的合法是搜索引擎再次公开的合法性基础,但信息公开行为合法无法推导出搜索引擎为所有搜索行为持续提供网页链接的合理性。

被遗忘权初探

被遗忘权是网络时代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权,由自然人享有的一项新颖的权利。它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自然人有权要求信息控制者删除其信息并停止传播的权利。被遗忘权是隐私权的延伸,属于隐私权的范畴。为了保障和有效实施被遗忘权,需要明确被遗忘权的范围和边界,并协调好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基本经济自由等权利的关系。被遗忘权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虽然作了粗略规定,但为了适应网络社会的迅速发展,需要在借鉴欧盟、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对被遗忘权规范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我国被遗忘权的法律保护。

图书馆发展中的被遗忘权保护

被遗忘权属于大数据时代维护个人信息权益的全新权利形式,具有加强保护与在图书馆领域推广的必要性。文章通过规范与实证视角的分析,图书馆在法律规范中存在内容规定片面化、规则可操作性不强、未形成完善的约束体系等不足,在学术研究中存在数量与质量的双重短板,在工作实践中存在数据资源的收集、处理与输出等方面的侵权与保护不到位的隐患。为此,文章建议在明确该权利保护理念的基础上,制定图书馆保护的所需规则。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被遗忘权

被遗忘权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面临权利虚置,其两项权能即删除权和解除索引权在技术上无法实现。通过对被遗忘权的体系化考察发现,隐私权基于“安宁地独处”理论用于保护私密信息,名誉权基于社会身份建构理论用于防止负面信息的传播失控。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被遗忘权应基于个人信息自决理论作为区别于隐私权和名誉权的独立权利构建。被遗忘权赋予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绝对控制,数据处理者基于知情同意原则负有主动删除失效信息之义务。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场景下,《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第2款规定的“除存储和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之外的处理”应明确为禁止生成权。在制度层面,应赋予国家数据局保护被遗忘权的执法权限,采取行政保护先置的措施。

大数据时代下被遗忘权的理论思辨与本土构建

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引发信息危机,激发了公众个人信息“被遗忘”的需求。被遗忘权是数据主体基于信息自主,采取特定手段将其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重新归于隐私领域从而使公众遗忘的权利。被遗忘权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所规定的删除权在界定和适用上均有区别。作为个人信息权中的具体权利,被遗忘权能够提高个人尊严的保护力度,弥补立法和司法漏洞;同时强化信息处理者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责任,规范企业操作。在我国当前民事法律体系的立法背景下,未来应当将被遗忘权的构建纳入《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框架内,在立法设计上明晰被遗忘权的权利边界,贯彻适用中的必要原则;在实施机制上建立数据保护体系,推动行业自律。

论儿童信息被遗忘权的实现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信息的持久性,使得儿童的个人信息面临着被过度记载和利用的风险,导致儿童的社会记忆无法与过往划开界限,不利于其身心的健康成长。为促进儿童自我认知与社会评价的正向发展,迫切需要实现儿童信息被遗忘权。这种权利应当以管理有关儿童的社会记忆为主,具有从人格请求权到个人信息权再到信息自决权的层层聚焦的权利保护逻辑。可从地方先行推动国家立法、规范信息控制者的行为、监护人保证儿童利益最大化、学校和社会协同保障儿童权利几个方面推动儿童信息被遗忘权的实现。

欧盟、美国被遗忘权比较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被遗忘权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作用逐渐凸显。2014年,欧洲被遗忘权第一案宣判,标志着被遗忘权正式在欧洲确立。本文对欧洲和美国对被遗忘权的立法和司法进行比较,探究二者差异的产生原因,理顺被遗忘权的存在意义和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