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依据”与“裁判理由”的法理再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源定位为中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由立法机关立法以及最高司法机关制定文件进入法规范性文件之后,必然存在司法如何对其加以运用的问题。立足“正式法律渊源—非正式法律渊源”与“效力渊源—认知渊源”的法源划分,可对核心价值观的“法源之争”进行类型化分析。未入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非正式渊源,入法后呈现为立法目的或者法律原则的属于正式渊源和认知渊源,入法后呈现为法律规则的属于正式渊源和效力渊源。进而未入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作为裁判理由,入法后呈现为立法目的或者法律原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作为裁判依据(欠缺法律规则时)或裁判理由(不欠缺法律规则时),入法后呈现为法律规则的可作为裁判依据。

“裁判依据”与“裁判理由”的法理之辨及其实践样态——以裁判效力为中心的考察

无论是学界有关裁判文书说理的论述,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相关司法解释文件,均存在混用"裁判依据"与"裁判理由"范畴的现象。本文立足法律论证和法律推理的视角,专门对"裁判依据"与"裁判理由"范畴的各自内涵及相互关系进行法理辨析,进而对裁判文书中宪法条款和指导性案例的实践效力即法律定位加以延伸思考。

对行政案件裁判依据的一点质疑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据以衡量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尺,是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评判行政案件是非曲直的准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这一规定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条例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

宪法缘何不能成为法院的裁判依据？——兼论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及“宪法司法化”矫正

依现制，宪法不能被直接援作裁判依据，法院也应拒绝单纯援引宪法之诉。实践中，最高院却屡对宪法的适用问题作出司法解释，不少地方法院也在裁判中引据宪法作为论证的补强工具或裁判依据。然而，宪法的司法适用并不同于宪法诉讼或违宪审查制，司法解释也不具有创设宪法惯例、宪法判例的功能。任何背离体制的探索既是盲目也是危险的，立足体制，激活现行宪法监督适用体系，完善相应的协作机制，或许才是中国民主宪政的根本出路。

寺庙财产民事纠纷案件处理的司法立场与裁判依据

关于寺庙财产的规范调查,不论是日本宗教立法的圣俗分离原则,抑或是美国的法律中立原则,还是我国古代采取的国法主导下的僧俗同勘,本质上均以法律中立为基础。我国法院在处理寺庙财产民事纠纷案件时应坚持法律中立的原则。该原则要求法院将寺庙的神圣性事务和世俗性事务进行区分,避免对教义、信仰等事务进行审查和评价,而是应就案件所展现出的人身财产关系等民事纠纷进行处理。我国法院在寺庙财产民事纠纷案件中应依据法律而非教义等宗教性规范进行裁判。法源适用规则为:有法律则依据法律;若教规内律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范及法律基本原则,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可以通过习惯法路径填补成文法漏洞,在法律有规定时也可依据当事人的选择予以适用。

清代司法裁判依据探析

在面对司法裁判时,清代司法官员有时会依据情理作出裁判,有时又会依据律例作出裁判,其既不能完全归属于依法裁判类型,也不能单纯归属于情理裁判。清代的司法不具有独立的地位,其制度有审级、循环簿、审转以及上控等,儒家思想主导的文化氛围影响着官员的心理偏好。国家法在清代司法活动中得到了广泛的适用,情理也是审判的重要依据,二者常常会结合起来适用。清代的司法裁判是一种情法两尽的类型,展现出中华法系不同于其他法系的司法追求。

司法裁判中的宪法援引:制度框架、实践逻辑与机制完善

探寻中国法院司法裁判中援引宪法活动的实践逻辑,需要厘清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政策的制度框架,并对法院援引宪法的裁判文书进行实证考察。以宪法作为“说理依据”和“裁判依据”分类考察1944份司法裁判文书,可以得出中国法院援引宪法规范的基本逻辑,并发现实践逻辑与现行司法政策存在显著张力。这一司法活动的机制完善,需要与正处于生成、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宪法审查制度衔接、联系起来,使宪法审查实践中取得的最新成果及时地反映到司法裁判过程中来,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完善司法政策,促进各级法院宪法理念的更新与裁判说理过程中司法技术的正确运用。

司法裁判中情理的规范性转化

情理兼有事实性与规范性。在传统司法中情理具有法源意义,在现代司法中情理不具有裁判依据效力。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环节,法官的情理考量皆可作为裁判理由以建构裁判规范。诉诸情理是实现裁判可接受性的必要途径,积极修辞是情理表达尤其是激发情感认同的特殊修辞策略。裁判文书修辞诉诸美好持久的感情比诉诸短暂丑陋的感情更为可取。情理表达的修辞策略需与特定案件的性质、修辞目的相适应,情理考量的结果应与现行法实现规范融贯。在裁判规范的建构与表达过程中,情理在不同层次上实现了规范性转化,推进了“合情合理”裁判的产生。

人机协同:体育赛事裁判模式的转型与建构

作为主流体育赛事裁判模式的机器辅助裁判模式,受限于对体育赛事流畅性的追求,在实现体育赛事裁判的价值方面产生以下困境:在事实层面动摇公正性价值;在机器运算过程中破坏公开性价值;在运动员权利保障方面损害公平性价值。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力,在人机协同裁判模式下,体育赛事流畅性与裁判价值的矛盾可以得到化解。为建立人机协同裁判模式,建议:承认人工智能具有裁判资格,使其享有独立作出判罚的权力;改进算法决策的内在缺陷,抵御算法决策的外在干扰;通过区分事实性判罚与非事实性判罚,在事实性判罚中改变机器设备的辅助定位,构建类似于“两审终审暨审判监督制度”的人机协同裁判模式。

论受众预期与司法裁判的契合度不足及实践应对

新修辞学的受众理论表明,司法裁判是一种受约束的理性论证过程,裁判者要考虑受众的预期并反过来修正自己的说理论证,增强裁判可接受性。实践中,受众预期和司法裁判结果之间存在契合度不足现象,因而对司法裁判可能形成微观与宏观的诸多影响,既在个案裁判中直接影响当事人的诉讼策略及公众对案件的评判,乃至影响法官的考核,也在宏观上影响法治社会中公众对司法活动的整体评价。基于对受众预期的重视,法官在完成司法审判活动及作出裁判的过程中,不仅要预测性地思考如何说服案件当事人,还要考虑如何让判决结果尽量为其他旁观者理解和接受,在法律制度既定的情况下基于司法活动本质要求探索前瞻性应对机制。

司法裁判如何实现社会治理

司法裁判的微观修复功能源自司法权的本质,宏观社会功能来自案件传播中的观念磨合与共识形成,司法裁判与社会治理在法理上是相融共通的,也会推进公平正义、稳定秩序、公共理性与个体尊严等社会治理价值目标的实现。司法裁判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包括:推动公共政策的形成;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形塑公众观念和行为。司法裁判发挥社会治理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亦存在被滥用的风险,为了防范这些问题,需要坚持司法的职能定位和基本逻辑,强化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能力,注重司法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拓展和优化司法裁判的共知共享途径。

民事枉法裁判罪认定难点刍议

民事枉法裁判行为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伤害人民群众对司法公平正义的信任,是刑法严厉打击的对象。实务中在具体认定时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本罪的主体包括未直接参与民事案件审理但对枉法结果的发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实质裁判者;二是判断行为人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裁判的主观内容,可以从客观行为、裁判结果、认知水平三个维度进行考察综合判定;三是民事枉法裁判的发生往往始于“徇私情、徇私利”的主观动机,遵循这一引线考察行为人是否存在徇私情节—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裁判的行为逻辑,可以有效排除行为人关于自由裁量权的辩解,准确认定相关犯罪。

两岸相互认可法院民事裁判实务的非均衡性研究

在对两岸相互认可法院民事裁判的司法实务,包括两岸相互认可法院裁判的基本情况、申请认可的裁判文书种类、法院裁判结果及裁判理由等进行系统考察后可以发现,两岸相互认可法院裁判实务呈现较法律规定更明显的非均衡性:内地人民法院展现了较法律规定更为宽松和开放的态度;台湾地区法院对于法律规定模糊、存有较大裁量空间的事项,采取或限缩或扩张解释,对认可人民法院裁判秉持严格和保守立场。非均衡性的根本成因在于两岸互信失衡和目标相异,台湾地区司法人员立场纠偏和内地司法品质持续提升是可能的矫正路径。

后果考量的司法裁判证伪

后果考量在我国司法裁量中的地位凸显,源自对英美法中后果考量裁判理论的误读。对于恪守合法性前提的法律适用过程而言,后果考量的思考模式既不能契合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也并非法律解释中一种独立的解释方法,因此,难以独自担负起法律续造的重任和使命。多数学者认为,疑难案件领域是后果考量的用武之地,但经过梳理与论证发现,即便在规范不敷适用的疑难案件领域,后果考量也无法如后果论者所主张的那样发挥重大作用,仍需借助教义学进行场域的转换。后果考量真正的运行逻辑决定了它更适合作为立法考量的重点,而非以演绎主义为根本逻辑和界限的司法裁判。

论足球合同违约体育制裁及CAS裁判法理

足球合同违约不仅导致赔偿,还可能引发体育制裁。将此类由体育制裁引发的争议提交至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CAS),须将足球主管机构作为被诉方。在审查此类案件中,仲裁庭首先确认合同违约是否发生在保护期内;对违约球员、违约俱乐部和诱导球员违约俱乐部施加的体育制裁不同,仲裁庭的审查要件和裁判标准也存在区别。在处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CAS尊重足球主管机构在体育制裁方面的裁量权,同时确保这一裁量权的行使正当及在合理范围之内。

英国死因裁判制度的功能、特色与镜鉴

英国死因裁判制度源远流长,至今对多国死因调查程序仍有重要影响。从制度初建到系统完善,英国死因裁判制度既具死因调查的独立性、公开性和全面性等鲜明特色,也展现出制度本身的程序价值和实体功能。在镜鉴英国死因裁判制度优点的基础上,从扩展死因调查方式、理顺与死因鉴定的关系、适当公开死因调查结果以及建立特殊案件死因听证制度等方面完善死因认定制度。尽快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死因调查、鉴定和裁判制度。

基于SWOT分析视角下CBA裁判职业化的发展研究

运用管理学SWOT态势分析法,通过对推进CBA裁判职业化内部优劣势、外部环境等进行分析,提出完善裁判员培养和管理机制、加大对我国各篮球俱乐部和教练员的管理力度等战略方案以加快CBA裁判职业化的发展步伐。从而为我国众多预成为职业篮球裁判员的各级裁判员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职业化道路,为我国篮球裁判员管理部门进行制度改革和职业裁判员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体医融合背景下裁判教学对中医药院校田径课程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

田径作为高校的基础体育课程,现今开展过程中面临着难处。众多新兴运动项目的开展,以及相较球类等项目乏味枯燥的教学计划,使得田径项目在学生群体中失去吸引力。当前,体医融合是推动与实现全民健康的迫切需要,为了健康、为了降低疾病风险该如何运动两大核心理论,均离不开运动过程中正确的身体姿态与发力方式。田径运动作为体育运动的基础,能够科学、合理的提高学生身体的素质与控制能力。将田径裁判教学融入进田径课程中,增加校园田径赛事开展,促进学生参与并产生兴趣。使田径项目更好的在中医药院校中开展,推进体医融合实质发展,进而促进中医药院校中“医体双能”的复合型人才培养。

“双减”政策下体育专业学生篮球裁判员培养机制的构建

篮球裁判员在篮球比赛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专业技术水平直接关乎比赛的顺利进行,也是比赛有序展开的重要保证。随着多年以来国内不同级别和不同类型的篮球比赛越来越多,这项运动逐渐繁荣,高校的学生篮球裁判员培养工作也备受关注。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校对培养模式不断优化,培养水平也相应地提升。国家出台“双减”政策,素质教育全面推进。在这样的环境下,高校只有对篮球裁判员培养模式不断创新,所构建的培养机制也要不断优化并实现个性化,才能让体育专业学生对知识深入理解并运用。这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本文着重研究“双减”政策下体育专业学生篮球裁判员培养机制的构建。

基于审判逻辑步骤的裁判文书摘要生成方法

面向裁判文书的司法摘要是提升裁判文书分析能力的关键技术。裁判文书作为审判活动的载体,精准地呈现了案件的审判逻辑,但目前针对裁判文书的摘要方法只关注裁判文书的序列化信息,忽视了裁判文书的逻辑结构,且不能有效解决文本过长、信息冗余等问题。提出基于审判逻辑步骤的裁判文书摘要生成方法,采取“抽取+生成”相结合的方式,在抽取部分利用多标签分类方法,依据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逻辑步骤抽取出“类型、诉请、事实、结果”四个句子集合,在生成部分由微调后的T5-PEGASUS模型得到摘要。利用基于内部知识的最大相似度匹配算法对“事实”部分的输入文本进行降噪处理,进一步改善了摘要效果。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于主流的指针生成网络模型,该方法在ROUGE-1、ROUGE-2和ROUGE-L的F1指标上分别提升了17.99个百分点、21.24个百分点、21.86个百分点,说明在司法摘要任务中引入逻辑结构能够提升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