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客观性与转型中国法治的契合

维护裁判客观性是站在司法的克制立场上说的,这与转型中国的法治具有相当程度的默契。维护裁判的客观性,就是在微观层面巩固法治;捍卫裁判客观性,不仅是在维护法治的形式价值,更是在体现法治的实体价值。裁判客观性是自治型法治的题中之义,形式主义理性建构起来的法治就需要司法裁判的客观性来维持。在形式法治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超前追求实质法治,可能带来法治的倒退。在转型中国语境之下,裁判客观性具有巨大的法治意义。

裁判客观性视域下刑法形式解释研究

随着后现代法学的兴起,司法裁判的客观性面临着种种挑战,但是客观性仍有重大意义,学术界也适时提出了拯救客观性的命题。裁判客观性的基本特征要求法律的明确性、行为的可预测性以及排斥法官的主观臆断。折射在刑法解释上,形式解释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更彻底,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的边界也更明晰。在解释方法的位阶排序上,形式解释倡导文理解释比实质解释的目的解释论更契合客观性的基本要求。

司法裁判视野下法官良知的运用规则与养成路径

法官良知是司法公正的原动力。在司法裁判这一双重认知系统中,法官良知是道德美德的表征,是职业伦理的内化,还是司法裁判的终极依据。将法官良知界定为兼具主客观因素的“主观良心”不会有损司法裁判的客观性。准确把握法官良知的主观性特征,可以在过程、结果两个层面保证裁判客观公正。法律文本的天生缺陷需要法官修补,修补效果取决于法律底线(合法性)与法官良知的共同作用。对法官良知的养成而言,奖励与惩戒有效但有限,还需要在道德提醒、义利平衡、认知负荷、团队合作等事项上作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