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如何实现社会治理

司法裁判的微观修复功能源自司法权的本质,宏观社会功能来自案件传播中的观念磨合与共识形成,司法裁判与社会治理在法理上是相融共通的,也会推进公平正义、稳定秩序、公共理性与个体尊严等社会治理价值目标的实现。司法裁判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包括:推动公共政策的形成;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形塑公众观念和行为。司法裁判发挥社会治理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亦存在被滥用的风险,为了防范这些问题,需要坚持司法的职能定位和基本逻辑,强化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能力,注重司法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拓展和优化司法裁判的共知共享途径。

司法裁判中情理的规范性转化

情理兼有事实性与规范性。在传统司法中情理具有法源意义,在现代司法中情理不具有裁判依据效力。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环节,法官的情理考量皆可作为裁判理由以建构裁判规范。诉诸情理是实现裁判可接受性的必要途径,积极修辞是情理表达尤其是激发情感认同的特殊修辞策略。裁判文书修辞诉诸美好持久的感情比诉诸短暂丑陋的感情更为可取。情理表达的修辞策略需与特定案件的性质、修辞目的相适应,情理考量的结果应与现行法实现规范融贯。在裁判规范的建构与表达过程中,情理在不同层次上实现了规范性转化,推进了“合情合理”裁判的产生。

人机协同:体育赛事裁判模式的转型与建构

作为主流体育赛事裁判模式的机器辅助裁判模式,受限于对体育赛事流畅性的追求,在实现体育赛事裁判的价值方面产生以下困境:在事实层面动摇公正性价值;在机器运算过程中破坏公开性价值;在运动员权利保障方面损害公平性价值。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力,在人机协同裁判模式下,体育赛事流畅性与裁判价值的矛盾可以得到化解。为建立人机协同裁判模式,建议:承认人工智能具有裁判资格,使其享有独立作出判罚的权力;改进算法决策的内在缺陷,抵御算法决策的外在干扰;通过区分事实性判罚与非事实性判罚,在事实性判罚中改变机器设备的辅助定位,构建类似于“两审终审暨审判监督制度”的人机协同裁判模式。

司法裁判如何安置“社会命题”?

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论证要同时运用“规则命题”和“社会命题”。社会命题既能够作为裁判理由增强判决的说服力,又能够成为裁判依据的内容辅助发挥依法裁判的功能。按照说理效果的不同,可区分出法官有强法定义务援引的社会命题,法官有弱法定义务参照的社会命题,以及法官仅有道德义务去参考的社会命题。不同类型的社会命题与规则命题在法律论证的外部证成层面呈现不同的结构关联:一方面,社会命题可以通过实质理由、解释依据或替补性法源的方式与规则命题相融合;另一方面,社会命题也可能与规则命题发生冲突,在依规则裁判优先的前提下通过设定差异化的论证负担来创制例外。由此,社会命题与规则命题共同致力于实现司法裁判的“二阶正确性”。

论受众预期与司法裁判的契合度不足及实践应对

新修辞学的受众理论表明,司法裁判是一种受约束的理性论证过程,裁判者要考虑受众的预期并反过来修正自己的说理论证,增强裁判可接受性。实践中,受众预期和司法裁判结果之间存在契合度不足现象,因而对司法裁判可能形成微观与宏观的诸多影响,既在个案裁判中直接影响当事人的诉讼策略及公众对案件的评判,乃至影响法官的考核,也在宏观上影响法治社会中公众对司法活动的整体评价。基于对受众预期的重视,法官在完成司法审判活动及作出裁判的过程中,不仅要预测性地思考如何说服案件当事人,还要考虑如何让判决结果尽量为其他旁观者理解和接受,在法律制度既定的情况下基于司法活动本质要求探索前瞻性应对机制。

裁判文书不说理的制度逻辑

裁判文书说理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能否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处于法院系统中的法官的行动面临多重工作要求和制度约束,裁判文书说理的制度性要求并非一直“在场”,而且“在场”的形式和定位也不是始终不变。裁判文书说理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或者说个人素质和技巧问题,因为受制于外在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法官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其中蕴含着一种注意力分配机制。这种注意力分配机制具有理性选择的能动性基础,但也受到社会身份、目标和认知等方面的影响。制度性的约束需要通过一种激励制度实现,从而影响法官的注意力分配,激励法官积极实施制度要求的事情。裁判文书不说理问题在激励制度上的根源可以从显性激励机制、隐性激励机制和监督激励机制等方面被审视。改变裁判文书不说理的现状,不能仅仅落入法官个人素质的窠臼,而是需要从制度体系产生的正向和反向激励入手进行改革与完善。

民事枉法裁判罪认定难点刍议

民事枉法裁判行为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伤害人民群众对司法公平正义的信任,是刑法严厉打击的对象。实务中在具体认定时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本罪的主体包括未直接参与民事案件审理但对枉法结果的发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实质裁判者;二是判断行为人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裁判的主观内容,可以从客观行为、裁判结果、认知水平三个维度进行考察综合判定;三是民事枉法裁判的发生往往始于“徇私情、徇私利”的主观动机,遵循这一引线考察行为人是否存在徇私情节—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裁判的行为逻辑,可以有效排除行为人关于自由裁量权的辩解,准确认定相关犯罪。

两岸相互认可法院民事裁判实务的非均衡性研究

在对两岸相互认可法院民事裁判的司法实务,包括两岸相互认可法院裁判的基本情况、申请认可的裁判文书种类、法院裁判结果及裁判理由等进行系统考察后可以发现,两岸相互认可法院裁判实务呈现较法律规定更明显的非均衡性:内地人民法院展现了较法律规定更为宽松和开放的态度;台湾地区法院对于法律规定模糊、存有较大裁量空间的事项,采取或限缩或扩张解释,对认可人民法院裁判秉持严格和保守立场。非均衡性的根本成因在于两岸互信失衡和目标相异,台湾地区司法人员立场纠偏和内地司法品质持续提升是可能的矫正路径。

后果考量的司法裁判证伪

后果考量在我国司法裁量中的地位凸显,源自对英美法中后果考量裁判理论的误读。对于恪守合法性前提的法律适用过程而言,后果考量的思考模式既不能契合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也并非法律解释中一种独立的解释方法,因此,难以独自担负起法律续造的重任和使命。多数学者认为,疑难案件领域是后果考量的用武之地,但经过梳理与论证发现,即便在规范不敷适用的疑难案件领域,后果考量也无法如后果论者所主张的那样发挥重大作用,仍需借助教义学进行场域的转换。后果考量真正的运行逻辑决定了它更适合作为立法考量的重点,而非以演绎主义为根本逻辑和界限的司法裁判。

论足球合同违约体育制裁及CAS裁判法理

足球合同违约不仅导致赔偿,还可能引发体育制裁。将此类由体育制裁引发的争议提交至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CAS),须将足球主管机构作为被诉方。在审查此类案件中,仲裁庭首先确认合同违约是否发生在保护期内;对违约球员、违约俱乐部和诱导球员违约俱乐部施加的体育制裁不同,仲裁庭的审查要件和裁判标准也存在区别。在处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CAS尊重足球主管机构在体育制裁方面的裁量权,同时确保这一裁量权的行使正当及在合理范围之内。

英国死因裁判制度的功能、特色与镜鉴

英国死因裁判制度源远流长,至今对多国死因调查程序仍有重要影响。从制度初建到系统完善,英国死因裁判制度既具死因调查的独立性、公开性和全面性等鲜明特色,也展现出制度本身的程序价值和实体功能。在镜鉴英国死因裁判制度优点的基础上,从扩展死因调查方式、理顺与死因鉴定的关系、适当公开死因调查结果以及建立特殊案件死因听证制度等方面完善死因认定制度。尽快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死因调查、鉴定和裁判制度。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司法裁判的机制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渊源之一,蕴含的德法兼治、民为邦本、司法公正、和合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树立文化自信、依法治国、尊重司法规律的需求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司法裁判的必要性。从裁判文书来看,存在融入范围较窄、说理语言笼统泛化、弱化或代替法律论证、援引不规范等诸多问题。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从坚持基本立场、界定法律文化、识别常见领域、掌握融入方法、借鉴有益机制、发挥案例价值等方面,提出优化对策,以期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更好地融入司法裁判,实现创造式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助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基于SWOT分析视角下CBA裁判职业化的发展研究

运用管理学SWOT态势分析法,通过对推进CBA裁判职业化内部优劣势、外部环境等进行分析,提出完善裁判员培养和管理机制、加大对我国各篮球俱乐部和教练员的管理力度等战略方案以加快CBA裁判职业化的发展步伐。从而为我国众多预成为职业篮球裁判员的各级裁判员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职业化道路,为我国篮球裁判员管理部门进行制度改革和职业裁判员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正念心理训练法对大学生篮球裁判员临场焦虑水平的影响研究

为了更好地培养大学生篮球裁判员,促进我国校园篮球的健康发展,以54名高校大学生篮球裁判员作为研究样本,通过问卷调查法和实验干预法,使用T检验研究了正念心理训练法对大学生篮球裁判员临场焦虑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正念心理训练可以有效降低裁判员临场焦虑水平,实验组的临场焦虑水平均值明显降低,且与对照组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因此,认为在今后大学生篮球裁判员的培养过程中加入正念心理训练法是非常有必要的。

学生裁判模式在高校体育竞赛中的应用

本研究旨在探讨学生裁判模式在高校体育竞赛中的应用及其重要性,通过系统介绍学生裁判模式的背景与意义,详细分析了裁判培训、实践锻炼、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提升以及公正意识与职业道德培养等方面的实施情况。研究指出,学生裁判模式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还培养了公正意识和职业道德。然而,该模式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进一步完善,研究为学生裁判模式的优化提供了有益参考,有助于推动高校体育竞赛的健康发展。

体医融合背景下裁判教学对中医药院校田径课程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

田径作为高校的基础体育课程,现今开展过程中面临着难处。众多新兴运动项目的开展,以及相较球类等项目乏味枯燥的教学计划,使得田径项目在学生群体中失去吸引力。当前,体医融合是推动与实现全民健康的迫切需要,为了健康、为了降低疾病风险该如何运动两大核心理论,均离不开运动过程中正确的身体姿态与发力方式。田径运动作为体育运动的基础,能够科学、合理的提高学生身体的素质与控制能力。将田径裁判教学融入进田径课程中,增加校园田径赛事开展,促进学生参与并产生兴趣。使田径项目更好的在中医药院校中开展,推进体医融合实质发展,进而促进中医药院校中“医体双能”的复合型人才培养。

“双减”政策下体育专业学生篮球裁判员培养机制的构建

篮球裁判员在篮球比赛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专业技术水平直接关乎比赛的顺利进行,也是比赛有序展开的重要保证。随着多年以来国内不同级别和不同类型的篮球比赛越来越多,这项运动逐渐繁荣,高校的学生篮球裁判员培养工作也备受关注。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校对培养模式不断优化,培养水平也相应地提升。国家出台“双减”政策,素质教育全面推进。在这样的环境下,高校只有对篮球裁判员培养模式不断创新,所构建的培养机制也要不断优化并实现个性化,才能让体育专业学生对知识深入理解并运用。这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本文着重研究“双减”政策下体育专业学生篮球裁判员培养机制的构建。

基于审判逻辑步骤的裁判文书摘要生成方法

面向裁判文书的司法摘要是提升裁判文书分析能力的关键技术。裁判文书作为审判活动的载体,精准地呈现了案件的审判逻辑,但目前针对裁判文书的摘要方法只关注裁判文书的序列化信息,忽视了裁判文书的逻辑结构,且不能有效解决文本过长、信息冗余等问题。提出基于审判逻辑步骤的裁判文书摘要生成方法,采取“抽取+生成”相结合的方式,在抽取部分利用多标签分类方法,依据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逻辑步骤抽取出“类型、诉请、事实、结果”四个句子集合,在生成部分由微调后的T5-PEGASUS模型得到摘要。利用基于内部知识的最大相似度匹配算法对“事实”部分的输入文本进行降噪处理,进一步改善了摘要效果。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于主流的指针生成网络模型,该方法在ROUGE-1、ROUGE-2和ROUGE-L的F1指标上分别提升了17.99个百分点、21.24个百分点、21.86个百分点,说明在司法摘要任务中引入逻辑结构能够提升性能。

竞走裁判员判罚决策过程中的视觉搜索特征

目的比较不同经验水平和判罚难度条件下,竞走裁判员判罚决策的行为绩效和视觉搜索特征。方法采用眼动追踪技术和专家—新手研究范式,采集被试在竞走执裁判罚时的行为学指标和眼动指标数据。结果行为学指标:专家组正确率均显著高于新手组,反应时显著少于新手。在干扰条件下,新手组正确率显著降低、反应时显著升高,而专家组无显著性差异。眼动指标:专家组的注视时间、注视次数和眼跳次数均显著低于新手。在干扰条件下,新手组的注视时间、注视次数和眼跳次数均显著高于无干扰条件,专家组无显著性差异。兴趣区眼动指标显示,专家组对运动员膝和踝的注视时间显著高于新手组,注视次数显著低于新手组。可视化图像观察到,专家组注视轨迹清晰、注视热点集中;新手组注视轨迹复杂无规律,注视热点分散。结论高水平竞走裁判员具有较好的判罚决策能力和视觉信息加工能力,判罚过程中的视觉搜索更为简洁、高效,抗场外干扰能力强,体现出自上而下的视觉加工特征,表现出专家认知优势。

习惯法在民国江苏地方法院民事裁判中的赓续与鼎新

清代末年,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章程,使得中国现代司法体制开始建立,裁判过程随之发生变革,为民国时期司法制度的革新做了铺垫。当前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许多地方保留的民国司法档案还没有得到有效整理,因而对民国时期地方法院在新旧交替之下的司法裁判实践的研究,尚有许多空白之处。法源的继承和变迁是民国司法实践的重要方面,民国江苏地方法院的裁判文书对于民国时期习惯法在民事裁判中的运用有具体呈现,不仅直观反映出民国时期地方法院对中国传统习惯法利用的继承与赓续,同时也见证了新式法治理念下中国司法裁判制度的革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