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逮捕程序证据裁判原则适用研究

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和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背景下,审查逮捕程序应贯彻证据裁判原则,推动审查逮捕证明规范化。在实践中,审查逮捕证明仍然存在证明行政化、部分要件证明机制被虚置、证据要件证明标准模糊等现象。在审查逮捕阶段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应明确侦查机关的证明责任,构建审查逮捕“先决—基本—核心”漏斗式证明机制,厘清逮捕的证据要件、刑罚要件、社会危险性要件的层次关系及证明标准,强调社会危险性要件的核心地位,从司法证明层面推动逮捕诉讼化进程。

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在继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的重要时间节点,证据裁判原则应该随着《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而确立。为了防止法官在认定犯罪事实中的恣意与滥权,欧陆启蒙立法中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该原则之确立以纠问诉讼中已经形成的法官独立性为前提,以检察官制的引入为突破口,以启蒙思想及其对应的证据理念为支撑。我国传统诉讼中缺乏证据裁判原则的生成基因,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刑事司法的引领,司法的“去行政化”改革等的成效,为《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乃至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助力。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刑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了实现公正司法,需要法官公正审判,法官公正审判的关键在于遵循证据裁判原则。在《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证据裁判原则,需要在一审普通程序中贯彻审判中心主义,需要在审前公诉程序中克服侦查中心主义,需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同步完善。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是目前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是法治与理性对刑事裁判的必然要求。由于对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以及作为证据裁判依据的证据理解和要求不同,各国形成了不同的证据裁判制度。而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尚未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为此,须对裁判事实的内涵和裁判证据的要求进行重新定位,并在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进行相应改革,以完善我国证据裁判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评析——基于证据裁判原则的视角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要求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据证据,证据应具有证据能力且需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审查判断,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要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依证据裁判原则的基本要求进行审视,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证据制度的规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与缺憾,主要表现为立法条文过于粗疏、操作难问题依旧突出、诸多内容遗漏等,这些有待进一步充实入法。

证据裁判原则若干问题之探讨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应当遵循的核心原则。从世界范围来看,诉讼证明方式的演进历经神明裁判、口供裁判和证据裁判三个阶段。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口供裁判、证据裁判精神体现到证据裁判原则确立的漫长发展之路。在我国贯彻证据裁判原则,要做到正确理解案件事实的内涵,有效解决证人出庭问题,进一步完善口供补强证据规则,并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作中国化解读。

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的确立与贯彻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对该原则作出明文规定,但是诸多司法解释均对此作出了规定,在政治领域也得到了党的文件的肯定。可以说,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已经逐步确立发展起来。立足于我国的司法实践,要贯彻证据裁判原则,需要厘清"以事实为根据"与证据裁判的关系,审判中心主义与证据裁判的关系,强化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严格证明标准等。

论证据裁判主义与自由心证的衡平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证据运用的形式与实质的矛盾凸显了对证据裁判主义和自由心证进行衡平的必要。以证据裁判和自由心证同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必备条件的现代证明模式的确立是实现衡平的基础。衡平的基本路径除了对自由心证制度的准确定义外,需要重点关注证据规则体系和具体规则设计的现代化,以及达成证据规则"软化"或"硬化"的程序控制方法。

刑事诉讼中法官对证据裁判的自由与不自由

证据裁判主义是现代诉讼的理性选择 ,证据裁判中自由与不自由的背反冲突构成裁判者整个证据裁判的矛盾过程。遵循证据裁判的运行机理和特征 ,形式理性为认知理性的裁判自由意志界限。认知理性和形式理性的交涉性互动是自由与不自由的冲突内涵 。

认真对待证据裁判——以张辉、张高平案为样本的分析

张辉、张高平案是我国"以印证为中心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之下的又一冤案。从证据裁判原则的三层含义进行考察,本案证据链条并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相关证据能力存疑,根据疑罪从无原则,理应对张辉、张高平作出无罪判决。但我国"以印证为中心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注重形式(书面)真实而非实质真实;体现线形诉讼结构的单向思维而非等腰三角诉讼结构之下的交互理性;助长"侦查中心主义",有碍发现真实。而证据裁判原则在缺乏自由心证主义之密切配合的境遇下,也显得孤立难援,甚至被束之高阁。

证据裁判原则之功能分析——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背景

证据裁判原则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的核心与关键,该原则与冤假错案防范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关联密切。证据具有客观理性、价值理性和程序理性三重特质,以证据为基础的证据裁判原则也因此具有主客观统一性、价值理性和程序理性三重特性。证据裁判原则的三重特性共同作用,确保其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发挥着既相互独立又有机统一的三种功能:微观上,构建裁判事实;中观上,锚定程序以审判为中心;宏观上,推动诉讼构造的持续改善。

宋慈证据裁判观及其当代价值

人类历史上的诉讼证明模式历经神明裁判、口供裁判与证据裁判三个阶段。今天,以证据为认定案件事实之基础的证据裁判模式已在现代法治国家全面确立。我国法医学先驱宋慈早在南宋便于其代表作《洗冤集录》中阐释了证据裁判的观念。宋慈证据裁判观的精髓集中体现在重视客观证据、强调司法检验、善于实验方法等方面。宋慈证据裁判观对当前我国司法证明亦有镜鉴意义,宋慈不轻信口供,强调客观证据重要性的司法证明观念更有利于侦查活动的法治化,有助于克服"由供到证"证明模式的弊端,也更益于犯罪嫌疑人诉讼主体地位之维护。宋慈认为,即使获得了与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的证据,仍应尽可能搜寻与该实物证据相互印证的其他证据,以实现法官"内心确信",这种证明方法弥补了当前"印证证明方式"的不足。

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的现实图景与完善路径

证据说理是裁判文书说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事实认定说理和法律适用说理的基础。本文拟以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对证据说理进行研讨。繁简分流是证据说理的前提,有必要根据法院审级、案件类型、争议情况等进行繁简分流,做到该繁则繁、当简则简、繁简得当,明确证据说理的重点所在。当前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简单堆砌证据的“回避说理”、缺乏认证分析的“模糊说理”、证据说理与事实说理脱节的“分离说理”。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应当坚持证据裁判原则,提出科学列举证据、坚持必要性说理,增强认证分析、坚持针对性说理,注重证据说理与事实说理相结合、坚持整体性说理,从而确保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落到实处。

论证据裁判主义与我国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

证据裁判主义与证明模式、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的发达与否存在很大关系。在当今时代 ,一国要完善诉讼证据制度 。

证据裁判主义视阈下的情态证据规范与运用——以我国审判中心主义改革为分析视角

情态证据指的是在庭审时,被告人或证人的面部、声音或身体等各部分及其整体上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情态证据是对人类本能和心理的一种司法运用,是基于人的情绪发生变化时由植物神经系统作用而引起动作或生理变化的原理。可以通过合理压力刺激被告人或证人等的记忆和心理,激发其情态。司法人员则基于对被告人、证人或案件的了解,结合其他证据材料,判断情态所蕴含信息。情态证据运用的规范性要求明确情态证据的证据种类,收集、提供主体,审查判断和运用程序。情态证据运用的前提条件是,需要强化庭审法官和陪审员的裁判权,限制审判委员会的裁判权,规范庭下阅卷,强调庭审展开唯一性。情态证据运用的中心环节是,质证对象应为原始性证据,质证程序应该完整充分,质证控制应当迅速有力。

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对全面贯彻证据裁判的影响

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改革以区分事实认定问题与法律适用问题为基础,而证据能力规制作为一个"混合问题",原则上属于职业法官的专属职权,但人民陪审员对于特定证据能力问题仍有权参与判定。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机制改革没有明确事实认定问题上的平等票决机制,不当地给予审判长进行事实归纳的权力,不合理地对事实认定附加了过度的科层控制,这些做法有碍证据裁判与证明力自由评价的平衡,应予以调整。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机制改革不加区分地给予人民陪审员提前阅卷和在庭审中直接发问的权利,这有碍贯彻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也应当予以调整。

证据裁判原则下侦查阶段证据收集工作机制研究

"证据裁判"原则,是指在诉讼中,必须依据经过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来认定事实。"证据裁判"是法庭审判的重要原则,但其蕴含的证据收集、审查判断与运用的程序、规则要求贯穿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阶段发现、收集,并伴随着的审查判断与运用证据的过程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建立与完善侦查阶段适应"证据裁判"原则的证据收集工作机制,就是要结合侦查阶段取证、查证、运用证据的任务要求与特点,建立完善证据发现与获取工作机制、证据保全工作机制、证据审查判断工作机制、运用证据移送起诉及证据工作人才的选拔培训机制。

证据裁判主义的功能分析

证据裁判主义主张的以证据为依据是指法官必须将判决理由予以公开宣示,即所谓公开法官心证过程。其功能之一是弥补自由心证之天然缺陷,通过公开法官心证过程来实现社会对法官裁判的监视;其功能之二是用证据的可采性检验证据的可出示性。给我们的启示,一是证据裁判主义使逻辑规则由实体正义转变为程序正义,具有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价值;二是证据裁判主义彰显了证据规则的本质。我国除了诉讼法或证据法宜明确规定自由心证和证据裁判原则外,对狭义上证据规则的规定宜采取特别谨慎的态度,至少一是应强调法官自由裁量原则;二是强调当事人自治原则。

论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证据裁判原则精神的延展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证据制度的基石,是法治国家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的核心原则,也是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的必然要求。2013年《刑事诉讼法》尽管没有明确"证据裁判"原则,但是,"证据裁判"之原则精神和理念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并且较旧法有所拓展和加强,有利于防止冤案错案,也有利于提高司法裁判的权威,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背景下,考察证据裁判原则的缘起与嬗变,探索其内涵与本质,并进一步解析证据裁判原则精神在立法修正中的延展和缺失,认清证据裁判原则的立法趋势,对新《刑事诉讼法》之顺利实施大有裨益。

证据裁判原则下完善公安机关刑事证据审查机制的思考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更加强调证据裁判和直接言词原则,对侦查取证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公安机关近年来发现、获取、解读刑事证据的能力逐渐提高,取证的规范化程度也有较大提升,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公安机关应将刑事案件的证据审查纳入执法管理范畴,尽快制定、完善刑事证据收集工作指引,建立以办案部门主责的证据审查责任制,充分发挥法制、预审部门的职能作用,建立新型侦检关系和侦辩关系,从执法源头和办案过程的不同环节强化证据审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用作定案根据的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有效提升刑事办案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