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漏罪或犯新罪后原减刑裁定效力之检视

罪犯服刑期间,做出减刑裁定后,又发现漏罪或犯新罪的,原减刑裁定是否继续有效引发了学界论争与司法实践分歧,相关司法解释对此经历了从完全否定到分情形细化认可的演变。文章通过梳理与检讨学界学说,并检索近年来引用相关司法解释的案例,发现司法实践的处理情况为严格依司法解释部分否定原减刑裁定效力;之后从罪刑法定原则、刑事裁判既判力、服刑人员积极改造的肯定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角度对原减刑裁定效力进行分析,进一步得出原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效力不应受漏罪、新罪影响而失效,削减刑期的减刑裁定不应受漏罪及过失新罪影响而失效,应根据罪犯故意犯的新罪轻重决定是否使其失效的结论。

拒不履行民事调解书是否适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案号(2021)豫1522刑初517号案由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裁判要旨拒不履行民事调解书是否适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不能简单论断,而是要看人民法院在执行阶段是否已经依据民事调解书制作并送达了执行裁定书。

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 步步高曙光初现

进入重整阶段的步步高,已没有退路。近日,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发布公告称,于10月26日收到《民事裁定书》,湖南湘潭中院裁定受理龙牌食品对该公司的重整申请。自10月31日复牌交易起,步步高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变更为“ST步高”。事实上,今年7月步步高就被申请破产并预重整。如今,尘埃落定。对此,步步高早已有所准备。今年3月,步步高正式易主湘潭产投产兴并购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湘潭产投)。不久前,步步高开始重启部分门店。走到重整这一步,或许正是步步高背水一战计划的重要一环。

后BEPS时代税收裁定制度发展趋势研究

税收裁定制度由于能够为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提供征管确定性而在全球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该制度在各国(地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自2013年应对跨国企业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行动计划(简称“BEPS行动计划”)提出以来,关于税收裁定异化为避税工具的质疑愈发凸显。欧盟委员会针对跨国企业与税务机关签署的税收裁定启动国家援助调查,但是欧盟普通法院乃至欧洲法院的判决却呈现差异化结果,税收裁定的确定性受到挑战并且面临更多未知性。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和BEPS第5项行动计划下的信息交换,进一步增加了税收裁定的不确定性风险。笔者采用案例研究法,利用欧盟委员会国家援助调查披露的详细税收裁定信息,深入探究税收裁定的现实功能效用,分析了裁定信息交换带来的冲击影响和多方税收利益博弈格局,从优化税收裁定的传统确定性功能、增加税收裁定反滥用与反避税功能的角度,提出后BEPS时代税收裁定功能重塑的可行思路,同时为构建我国预约裁定制度提供前瞻性建议。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追诉困境及其破解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法定追诉模式共经历了“司法主动型”“职权配合型”和“自诉补充型”三种阶段。实践中,拒执罪的追诉程序启动困难,难以实现其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刑事治理目标,具体表现为“职权配合型”追诉模式因职权异位向“司法主动型”追诉模式逆向发展,“自诉补充型”追诉模式因自诉制度的固有缺陷以及拒执罪的特殊性而无法发挥自诉权的救济作用。破解拒执罪的追诉困境,应当放眼追诉模式之外,从刑事诉权理论维度寻求方案,以“取消自诉,优化职权追诉”为突围路径,摒弃空置的自诉模式,在理顺拒执罪中公检法三机关权力逻辑的基础上,合理分配考核指标,加强调查权与侦查权衔接,激活检察机关的角色。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随后各地法院纷纷开展了打击拒执犯罪的专项运动。专项运动大大提升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简称“拒执罪”)的适用,同时,拒执罪在司法认定过程中存在的判决、裁定的范围不清,“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认定不统一等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准确适用拒执罪,不仅要科学地界定犯罪对象的范畴,统一认定标准,同时需要遵循刑法谦抑并依据法理综合分析,增强法院人员的执法观念,真正实现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统一。

诉讼前转移财产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案情]公诉机关:湖南省桂阳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刘某海2017年7月18日,被告人刘某海驾驶小型普通客车搭乘欧阳某某等人,在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桂阳大道黄沙坪镇柳塘村路段发生车祸,致欧阳某某等人受伤。经桂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刘某海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浅析补正裁定书的适用

我国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补正裁定书的规定不够明确、完整,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补正裁定书的适用范围、主体、程序及效力等问题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补正裁定书作用的发挥。本文通过对补正裁定书的作用和法律渊源进行探究,对其适用提出设想和建议,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禅益。

逃离管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管制刑是我国一种特殊的刑罚方式,通过限制犯罪分子的一定自由,对其进行社区矫正。犯罪分子需要依法履行义务,不得未经批准擅自脱离监管。然而,目前针对管制犯违反相关义务逃离管制的行为,现行法律缺乏明确的制裁规定。为增强管制刑的效果,维护刑法尊严,本文从可行性和必要性的角度分析认为,该行为满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要件,并且依法对逃离管制行为进行严厉制裁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有利于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因此,应将逃离管制行为定性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电机设计方案的实施与裁定

电机因牵涉的技术门类较多,其设计方案除含有核心的电磁部分外,还包括机械结构、通风散热、振动噪声及可靠性。针对电机设计环节展开论述,并探讨如何界定、实施、裁定,以便获得质量好、水平高的电机。

关联企业实质合并审理裁定中听证与复议程序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根据《破产纪要》的规定,在破产案件中,对关联企业作出实质合并审理裁定需要在审查前进行司法听证.在作出裁定后,相关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复议.目前,实质合并审理裁定前的司法听证程序还没有明确立法规定.除《破产纪要》外,地方法院的“工作指引”“操作指引”对听证程序的规定还存在着不一致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调整对法律的具体适用,进行逐步完善.而裁定做出后的复议程序,则应当以现有的《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裁定及其复议的规定为依据,在实质合并破产案件审理实务中深入探讨法律的适用问题,确立统一标准,落实《破产纪要》中关于复议程序的规定,实现《破产纪要》“健全破产审判工作机制,最大限度释放破产审判的价值”的总要求.

关于破产裁定受理后的税收法律问题的探讨

探讨破产裁定受理后的税收法律问题,为解决破产涉税难题提供思路。通过分析破产裁定程序中的涉税问题现状、破产案件的数量变化与趋势、破产涉税案例的争议焦点分析发现税法与《企业破产法》针对企业破产处理存在争议。企业破产裁定后出现自主补税问题、申请退税问题及是否实施税收保全措施等问题在税法与《企业破产法》中规定不同,税法制约着《企业破产法》实施,应加强《破产企业法》与税法的理论交融与互动,实现国家税收利益与债权利益协调保护。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司法裁定的局限及出路

当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双方在许可谈判中无法就费率等条件达成一致时,司法诉讼往往成为双方解决争议的首要选择。但许可条件本是双方意思自治的重要表现,由法院裁定的许可费是否符合FRAND原则、是否有悖司法的谦抑性、其判决是否可以强制执行、一揽子的许可于市场主体发展是否有益均存有疑问,且目前的司法实践尚未给出最优解。法院应当积极调整自身角色和定位,为当事人营造出透明、公正、有效的谈判环境,尽量督促双方自行达成一致的许可条件。

税收事先裁定国际经验及借鉴

预先税收裁定已经经历了百年时间,但在我国仍属新事物。随着《税收遵从合作协议》的签署,我国预先税收裁定正式进入实践阶段。本文通过分析税收预先裁定的理论根源论证其必要性,总结主要国家建立预先税收裁定的内容,综合分析我国实施税收事先裁定应考虑的因素,为创新我国税收治理模式提供经验借鉴与学术参考。

美国税收事先裁定的实践及经验

税收事先裁定允许纳税人获知对预期事项税收结果的确定性,因此在税务管理和税务遵从中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税法本身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税收事先裁定的大量需求,然而在美国实际上很少运用税收事先裁定。文章通过分析美国税收事先裁定在实践中很少运用的原因,提出我国引进税收事先裁定制度时需要进行更充分的理论研究。

我国海关裁定制度应用现状考察与重构

通过对我国海关行政裁定、预裁定制度并行适用的现状考察,可以得出目前我国海关裁定存在行政裁定数量过少、预裁定数量快速攀升、裁定种类和直属海关工作量不均衡等特点。两种裁定的立法本意和制度设计高度重合,导致海关行政裁定的立法价值弱化、与国际条约衔接不畅、裁定程序繁琐、范围单一、企业获得感不足、增加海关监管风险等问题。传统问题与关检融合后业务冲突等新问题叠加,一同制约了裁定制度作用的发挥。新一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修改应注重对海关裁定制度的整合与重构,通过建立"一体两级"的统一裁定制度、流程再造和拓宽预裁定适用范围,来实现海关裁定制度立法价值的最大化。

论中国引进税务事先裁定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该文从亚当.斯密的税收确定性原则说起,指出税收法律的日益完备似乎并没有使纳税人享受到更多的税收确定性。为了克服税收不确定性,税务事先裁定制度应运而生,并被许多国家采用。引进税务事先裁定制度有利于保护纳税人权利,有利于加强税务管理,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我国税务机关具备实施裁定的条件,纳税人有接受和配合的可能,该制度不会对法律环境和行政体制提出额外要求,还可利用市场机制有效实施。我国应尽早引进该制度,以增加税制吸引力,缩小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差距。

服装企业的戴尔模式——单量单裁定制生产

透析目前中国的服装产业发展困境,对服装企业常见的开发周期长、设计缺乏个性、产品质量不稳定、服装合体性差、库存积压等问题进行分析,结合戴尔公司的生产经营模式,提出"先卖后造"的服装单量单裁定制生产方式,即在人体数据研究、建立服装号型数据库,以及服装各个部件模块化、标准化的基础上,让消费者按照喜好"自主设计",从而在现有条件下,根本性地逆转服装生产经营的传统方式,达到产业升级和企业优化的目的。

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立法的反思与建言——兼评《刑法修正案(九)》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修订

我国刑法及相关立法、司法解释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构成要素的规定显得较笼统和抽象,《刑法修正案(九)》增加单位作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同时兼顾不同犯罪情节,提高了法定刑的幅度,无疑推进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立法完善。但本罪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的确定仍然较模糊,罪状表述和法定的设置仍旧欠缺合理性和科学性。因此,明确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要素,规范罪状描述语言,完善法定刑的配置,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立法原意,而且能够消除该罪名适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尴尬。

《贸易便利化协定》中的预裁定制度与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

WTO《贸易便利化协定》体现了贸易便利化与海关监管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策应的互动关系。在涉及诸多改善通关环境、提高通关时效因素方面,将争议置于进口货物之前,包括税则归类、原产地认定,还包括完税价格认定、关税减免的诉求和关税配额,甚至提供更加宽泛的兜底条款范围均可纳入预裁定范畴,是该协定最令人瞩目的贡献之一,也是我国政府尽快履行《贸易便利化协定》议定书的重要义务。我国应审时度势地修订《海关法》和《海关行政裁定管理暂行办法》,界定预裁定定义和适用范围,增加其接受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法定程序,简化预裁定程序,并统筹"三预"相关立法,期冀全面提高海关执法水平和推进贸易便利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