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量与裁量收缩——一个宪法、行政法结合部问题

行政裁量权的收缩是一个处于宪法和行政法结合部的问题。尽管此问题具有重大实践意义,但在学界未获充分重视。裁量收缩根源于事实和法律因素的结合作用。裁量收缩至行政机关的作为(或者以特定方式作为)和裁量收缩至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或者不以特定方式作为)存在显著区别。对于裁量收缩问题必须采取一种严格主义的立场。只有在若无裁量的收缩防卫性基本权或者宪法上的保护义务无法在最低限度上得到保障的情形中,裁量的收缩才是正当的。有观点认为,在警察法和公共秩序法中,侵害达到中等程度之时,裁量收缩至零便可成立,甚至认为,在建设法规制的特定种类的情形中,裁量收缩至零是常态。本文作者驳斥了上述观点。

行政裁量收缩论的形成与展开--以危险防止型行政为中心

行政裁量收缩论是对行政裁量进行限制、对行政裁量(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合法性进行判断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来自于20世纪初的德国行政法,主要适用于国家赔偿和科以义务诉讼领域,并为日本行政法所继受,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亦有所运用。它既承认行政裁量的价值,又在一定情况下将行政裁量压缩至零,将行政裁量权限义务化、羁束化。这种将行政便宜主义限制合理范围之内的理论也正是其合理性和生命力之所在。

裁量收缩理论的构造与边界

裁量收缩是指行政机关享有效果裁量时,在一定条件下仍然负有作为或不作为义务;不履行该义务构成违法,私人(不限于行政相对人)的重要法益因此而受他人或自然力侵害的,有权请求国家赔偿。裁量收缩理论的前提是裁量一元论,基础是国家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裁量收缩的要件只是一个判断框架,其实质内容是对相互冲突的基本权利与行政便宜进行比较衡量。这种比较衡量通过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而内化为从个案具体情况出发补充的裁量基准(为个案量身打造的裁量基准)。裁量收缩理论的最终目标是个案正义,但是,它既不能超越法律(不能无视裁量授权规范的保护意图和行政权限与任务的法定性),也不能径直解决损害赔偿责任的分担问题。

“裁量收缩理论”在国内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以行政复议案例为基础的整理

国内部分法院已有意无意地运用裁量收缩理论作出裁判,行政复议领域的张成银案与彭淑华案是其中的代表。两案作为典型案例可能已对下级法院的裁判产生了影响。裁量收缩理论并非万能,其优势在于可以迅速修补僵化的立法、避免曲解现有立法,可以仅通过个案约束裁量权,而非通过立法整体性地取消裁量权。其劣势在于其作用仅限于控制裁量权层面,且易导致司法权的过度扩张。

行政裁量权收缩之要件分析--以危险防止型行政为中心

现代社会中,政府负有防止危险发生的职责,但在特定的案件中,究竟何时履行、如何履行这一职责,政府享有一定的裁量权限。行政裁量收缩论是分析行政不作为乃至作为违法的重要理论,它既承认行政裁量的价值,又在一定情况下将行政裁量压缩至零。如果个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等重大法益遭受迫切而具体的危险,而行政主体能够预见到危险,又拥有职权和义务能采取措施回避危险的出现,这时行政裁量必须收缩,否则即构成违法。

行政裁量权收缩的法理基础——职权职责义务化的转换依据

在多数情况下,行政主体在适用法律规范的时候必定享有一定的裁量权。如此,法律上对行政主体的职权或职责规定就无法直接转化为义务的规定,私人也难以请求行政主体作出特定的行为。但在现代社会,随着私人在行政法上地位的变迁、行政法律关系向着三面乃至多极化方向发展,私人的行政介入请求权逐渐获得承认;随着基本权利由主观公权利向兼有客观法属性转变、国家由注重自由转向兼顾福利,国家保护义务亦得以确立。正是由于行政介入请求权和国家保护义务的存在,行政裁量权在特定情形下就会发生收缩,职权职责规定的义务化才获得了规范上的支持。

行政诉讼中变更判决的适用条件——基于理论和案例的考察

行政诉讼中,变更判决是撤销并责令重作判决的例外。相对于撤销并责令重作,变更判决具有效率上的优势,避免了当事人因为行政机关不重作或者乱重作而遭受"二次伤害"。变更判决由法院来直接改变行政行为的内容也具有破坏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权力分工的危险。因此,变更判决的适用必须谨慎。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变更判决被限制在"行政机关没有裁量和判断余地或者裁量权收缩为零"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法院变更行政行为可以很好地平衡诉讼效率和权力分工之间的紧张关系。从2016年以来我国法院的83个变更判决的案例中可以发现,我国法院对于行政处罚明显不当和行政行为对款额的确认确有错误的判断标准还存在不统一和非理性的问题,未来可以通过加强裁量基准的建设与利用诉讼调解来提高当事人对变更的接受度这两项措施加以完善。

行政诉讼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论——以“尹荷玲案”为核心

"司法审查有限原则"是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这导致了"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存在争议。"尹荷玲案"不但证成了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存在的正当性,而且明确了该判决适用的"双阶要件",即"理由具备、事实清楚、法律规定明确"的一般要件,与"法效果唯一性"的特别要件。其中"法效果唯一性"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羁束行政行为,二是行政裁量收缩为零,这恰与《行政诉讼法》修改后"给付判决"与"履行判决"的规定相契合。纵观司法实践,重做判决、履行判决、给付判决形成了"程序性判决—提示性判决—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3种判决方式,体现了三者功能的相似性。作为实质化解争议的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也彰显了司法推动制度发展的功能。

行政过程论视野中的行政裁量控制——评王贵松教授《行政裁量的构造与审查》

引言行政任务的扩张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行政事务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立法的滞后性及语言的有限性,无不决定了现代行政社会中,行政裁量的不可或缺。裁量权的存在,为行政机关保留了一定的便宜空间,以弥合规范与事实间的张力,有利于实现个案正义。然而,权力的'双刃剑'属性,同样可能导致行政裁量逾越、滥用等瑕疵。因此,为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

雾霾预警制度的法治化探析

预警在风险治理活动中被广泛运用。环境预警是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首要环节,基于我国大气污染形势而建立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看似完备,在实际运行中却乱象丛生甚至沦为一纸空文。作为前端的雾霾预警在实践中面临着'预警级别打架''预警不力响应不及时'等诸多指责,也极大地影响了后续应急响应机制的运行实效。探讨雾霾预警的法律属性、正当化程序、司法救济等法律问题实有必要。一、雾霾预警的法律分析(一)

行政承诺不履行的法律责任

根据瑕疵程度不同,行政承诺分为适法行政承诺、违法行政承诺和无效行政承诺。对于适法行政承诺,由于行政裁量权的普遍存在,除非满足行政裁量缩减要件,否则就无法对行政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对于违法行政承诺,当行政承诺所产生的信赖大于法律保护的利益时,可以要求行政承诺承担赔偿责任,反之行政机关只承担补偿责任;对于无效行政承诺,行政机关原则上不承担法律责任,相对人只能就其损害获得一定补助。

我国不作为国家赔偿中的法律难题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与传统的消极国家相比,政府应当更主动地预防和化解风险,以保护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增进公共利益。由于国家财力等行政资源的差别,国家应负保护义务的程度亦有所不同。我国立法对不作为国家赔偿的态度较为慎重,需要司法予以跟进,因而必须厘清不作为国家赔偿中的法律难题,避免实践出现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