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量权共享视域下老年教育多供给主体合作治理模式研究

通过宏观和微观角度的分析,提出基于裁量权共享的合作治理可以优化我国老年教育的多主体合作治理。我国老年教育已初步形成多元合作模式,但各供给主体在效能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为能力、区域和偏好的不平衡和不协调性。在重新梳理老年教育各供给主体角色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由合作分析、合作分配、合作设计以及合作评估“四步循环”组成的老年教育多供给主体合作治理模式,提高老年教育供给的绩效,实现合作双方的共赢。

基于裁量权共享的综合档案馆合作治理模式研究

根据裁量权分配理论,综合档案馆的社会合作模式可以分为零社会合作、业务外包与咨询、合作治理、志愿公益4个类别,其中,基于裁量权共享的合作治理模式是综合档案馆社会合作的主要模式。该模式的价值与风险并存,综合档案馆在明确自身角色定位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遵循由分析、分配、设计以及评估组成的四步循环,以确保合作治理模式的有效实现,提升社会合作质量和水平。

社会治理中的合作:共享裁量权与模式选择

社会治理合作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一种治理选择,也是我国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途径。从经济社会学"结构功能分析法"视角看,共享裁量权是社会治理合作的本质要求。通过生产、收益和偏好等裁量权在裁量权谱系中的分布调整,对这三种裁量权进行合理分配和共享,可以达到各自的优势发挥、劣势弱化和风险规避。基于共享裁量权,利用经济社会学"成本收益比较法",社会治理合作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公私双方利益和公共价值取向的一致、治理成本不高、治理绩效易于测量等。同时,社会治理合作也存在有悖于实际的理论预测、裁量权分配不公、政府权威模糊、问责机制失灵、信息鸿沟、执行偏差等现实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提高治理成效,可采取共治型、差异化和竞争型等合作模式,从而使社会治理合作获得民众基础和合法依据、社会资源和公共价值、治理生产效率和收益红利等。

城市公园协同治理的偏好裁量权探析

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协同治理是中国城市公园运营管理模式转型的重要方向。目前,我国城市公园管理正不断深化探索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等的合作管理机制,实践经验有限,也面临众多挑战。以协同治理中共享裁量权的特征为基础,以纽约中央公园为核心考察对象,探讨生产、收益和偏好裁量权共享问题在城市公园协同治理中的具体表现,重点探析其中最为复杂的偏好裁量权的利和弊,提出我国城市公园在协同治理中规避偏好裁量权劣势并提升协同治理效率的重要策略。

政务数据共享裁量权的规制原则

政务数据共享的规范化既可避免行政资源的浪费,又能够从公共利益出发将共享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实践中对政务数据共享范围裁量存在引致性、概括性规定过多、操作空间过大等问题,为政务数据资源部门化提供了可能。为了破解上述困境,可以通过利益均衡原则、价值位阶原则、成本收益分析原则的引入,以待提升政务数据共享能力与水平,助力政务数据共享裁量权在高效流转和确保质量之间寻求平衡,实现完全共享类、受限共享与禁止共享界定的规则化、制度化与程序化,裂变式释放政务数据共享权益,保证政务数据共享权在满足行政能动性与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得到充分行使。

基层治理中的“党领合作”:实践类型及其比较分析——基于M市乡村振兴的案例研究

作为复杂性公共事务治理的创新机制,基层合作治理已经得到广泛关注。为了促成合作治理,中国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核心作用。对于党领导下的基层合作治理,现有研究基本在统合治理的视角下从整体层面讨论单一机制或模式。这样的讨论预设了党的全面、全能的统合者角色,忽视了党根据现实情境进行的差异化和恰适性的角色选择及其呈现出的不同合作类型。因此,本文将政党带进合作治理,建构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党领合作”进行理论解释。基于资源依赖关系与治理制度安排两个条件变量,本文界定了“统合式”“引领式”“协调式”三种“党领合作”类型。进而,通过M市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的比较案例研究,本文发现党会在信任建构、对话沟通、谈判签约等基层合作治理的关键过程中,恰适性的运用全面领导者、桥接组织者、协调监督者等多重角色,并通过“利益耦合”“价值联结”“公平制造”等“利益-价值整合”的核心机制实现功能发挥与有效运作。从合作程度与达成难度的角度看,三种“党领合作”及其共享裁量权程度具有“阶梯性”序列关系。总体而言“党领合作”是对中国情境下基层治理“中观”机制的呈现,为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及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对于促进合作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发展、拓展党与合作治理关系的研究具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