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北辰先生“《裴君碑》碑主系裴晔”说质疑

文章在考察成都市区天府广场新出土《裴君碑》碑主的生存年代、仕宦经历及其担任蜀郡太守年代等相关问题的基础上,并将其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上》所载东汉并州刺史、度辽将军裴晔的有关信息相对比,得出结论:"裴君"是东汉中晚期河东郡裴氏家族中之一员,却不可能是方北辰先生所推断的裴晔。至于"裴君"究竟是河东郡裴氏家族中的何人,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

《李君碑》《裴君碑》释文补正

《李君碑》《裴君碑》是2011年在成都出土的两方东汉石刻。《李君碑》中,旧释"丛恶"之"恶",当分析为上並下心,"丛■"即古书中的"丛薄";旧释"昭辅"之"昭",当是"胎"字,"胎辅"即古书中的"台辅"。《裴君碑》中,旧释"萧曹",当改释为"两曹";"耆■"当即古书中的"稽滞"。

成都新出汉碑两种字词考释——与赵超、赵久湘两位先生商榷

《李君碑》《裴君碑》是成都2011年新出土的两件汉碑,赵超和赵久湘两位先生对两碑做出了很好的释文,但其中一些文字的释读及词语的注释上仍有值得推敲之处,我们对部分字词进行了考释,并对两位先生的训释提出商榷。两碑在语言文字等方面的价值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发掘。

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石犀、汉碑为秦汉三国蜀郡府衙遗珍说

成都天府广场东侧近年有两起重大考古发现。2010年11月此地出土的东汉石碑《李君碑》、《裴君碑》证明该地为东汉蜀郡郡府所在;2012年底,考古人员又在同一区域发掘出石犀及大量属于官府级别的建筑构件等,再证该地为秦汉三国蜀郡郡府衙门所在地。出土石犀应即《蜀王本纪》所载李冰"作石犀五头""二枚在府中"之一。位于成都大城中的蜀郡府衙存在遭遇洪灾的可能性。

成都天府广场出土二汉碑考释

本文通过对天府广场出土两块东汉碑文的考释,认为系记载裴君和李君两位地方官员的德政碑。作者联系文献记载对其中的疑难词句一一进行考释,认为裴君并非《裴岑纪功碑》中的裴岑,其'平乱'对象可能是鲜卑;长期以来学术界大多认为墨学在战国末或汉初便已消亡,但李君碑中的'诱进儒墨'之语表明,墨学在东汉末期还存在,其学术地位还不低,并未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