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裴注词语例释二则

《三国志》作为“前四史”之一,其语言晦涩难懂,难以理解。裴松之所作注解多引用六朝史书、文献,对今人的阅读也有一定的阻碍。现选取“桀恶”“赠送”两个词语,根据上下语境,结合相关辞书、历史文献等对其进行考释。“桀恶”即“杰出人才、勇猛之人”之义;“赠送”即“赠别送行”之义,指“生者对死者的送行、送葬”。

《三国志》裴注的复调意义

陈寿《三国志》因其简略基本上只提供了历史大事的纲要,裴松之的注补引录诸书呈现出历史情景曾经的复杂与生动。以陈寿志为主,以裴松之以及二百多种著作为宾,在宾主对话中,陈寿志正史的权威性被颠覆、被解构了,而历史本真的头绪纷繁、意向杂乱以及主题阐释的多元性则被复活了。裴松之注补《三国志》主要不是历史学家的态度,而是文化学者或文学家的态度。惟其如此,裴注在文学史与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裴注的开放性思维对后来说话、戏曲等伎艺以及历史小说的发生发展功莫大焉。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从"故事"转换成"情节",裴注的意义更是不容忽视。

裴注与《世说新语》及刘注之关系

在中古文化史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及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是非常重要的三部典籍。通过深入考察可以发现,刘义庆编撰《世说》时,取材上深受已经流传近十年的裴注的影响;而刘孝标在为《世说》注释时,也在体例和选材上对裴注多有借鉴。

论《三国志》和裴注代词词序的变化

与上古汉语相比,《三国志》和裴注中代词宾语的词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宾语的位置上:(1)否定句代词宾语一律后置;(2)疑问句代词宾语虽遵循前置的规则,但已出现了后置的趋势;(3)肯定句代词宾语由于押韵需要而前置,是修辞上的仿古用法。

《三国志》及裴注中的语气副词“其”

《三国志》及裴注中语气副词“其”主要表示命令希望等祈使语气，其次为推测判断语气、反诘语气等。这与《左传》中“其”主要表示推断、反诘语气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借此可以看出语气副词“其”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用法变化。

试析《三国志》裴注中的注音

裴注在正文中为生僻字、多音字注音,采用直音、反切注音,共70例。直音有38例,反切有32例。

王沉《魏书》评析──《三国志》裴注引书杂记

本文属《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书杂考的系列文章之一。王沉《魏书》是一部佚书，现仅片断的见载于《三国志》裴注及几种类书的引文中。由于陈寿《三国志》所载过略，裴注乃侧重于引书补注，而在所引的诸书中，以王沉《魏书》的条文最多，说明裴氏是以王书为补充《三国志》最重要的史料。文章主要在于论证其对《三国志》的重要补充（亦即其史料价值），并作某些必要的考证。

《三国志》裴注所引书的史传文学价值

《三国志》裴注所引书 ,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这种文学价值 ,来自历史渊源的习染、时代文风的熏炙和裴松之作注指导思想的影响。其文学性表现在 :善于叙事 (情节颇具戏剧性 ,精彩的场面描写 ,详略得当 ,疏密有度 ) ;善于写人 (选择典型事例写人 ,注意描写人物外貌、神情和动作 ,善于以语言对话刻画人物 ) ;善作辞藻。这些史料 ,对后来的小说、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国志裴注引《山阳公载记》考述

《山阳公载记》是已失传的魏晋时期优秀文史作品。裴注所引《山阳公载记》之处,对于《三国志》原书所录史实有所补正。据裴注所引该书资料可知:《山阳公载记》10卷,晋著作郎乐资撰;记事多发生在东汉灵、献二帝时期,内容涉及军事、政治以及历史人物的逸闻,且语言优美。

应正确认识“三国志”裴注的价值

裴松之奉诏注《三国志》告竣,甚得宋文帝刘义隆的称赞,云“此为不朽矣”。可是,唐代刘知几讥其烦芜。宋代叶适更以为裴注所用材料,皆寿之弃余。唐宋以降,至有清一代,虽然开始重视《三国志注》的价值,但终以其为芜杂。

审视《三国志》裴注引书的史传文学价值

裴松之受历史传统和时代文风的熏陶 ,对具有文采的史籍甚为偏爱 ,所以在为《三国志》作注时 ,着意选取了善于叙事写人又辞藻精美的史料。此举不惟弥补了该书“文采不足”之阙 ,且对后世的史传文学及有关的笔记、历史小说。

裴注的史学意义

裴注的史学意义崔凡芝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之注，既不同于传统史在的切音注义之作，又不同于后世的补史、考史、评史之作。学者们公认其为注史新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路除引出南北朝时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活注》等同类形式的注书外，唐宋之后，史注...

《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

长期以来,史学界都袭用宋代晁公武的说法,认为《三国志》裴松之注文多于陈寿本文数倍。这个说法其实是错误的。1983年12月和1985年10月,王廷洽同志两次发表文章,把他统计的结果公之于世,认定陈寿本文多于裴氏注文,纠正了传统的错误结论。虽然有了王氏的正确统计,史学界似乎并未完全接受这一可靠的结论,在王文发表以后,不少文章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仍采用了传统的错误说法。有鉴于此,我觉得有必要把我统计的情况予以发表,再一次确认王氏统计的数字的绝对正确性,使传统的错误说法彻底纠正过来。下面从三个方面论述这个问题。

略伸《三国志》裴注之优长

《三国志》裴松之注,历来论者不一,我认为是有优长之处的。(一)增事实,聚异同,是裴氏撰《注》的目的,也是裴《注》的一大优点。陈寿《三国志》简约爽洁,文质辨洽。但过于简略,一些重要史事的来龙去脉不清,甚至时有脱漏。因而,刘宋文帝令裴松之为之作注。《注》的内容主要有四点:“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

《三国志》及《裴注》主谓谓语型存在句分析

主谓谓语型存在句是一种新型的存在句类型,相关研究少之又少。本文试图对其界定作一重新梳理,并以此为依据分别从语义类型和结构类型两方面对《三国志》及《裴注》中的主谓谓语型存在句展开描写与分析。

刘备并不好哭——解析刘备在《三国志》及裴注与《三国演义》中的哭泣

史籍《三国志》及裴注记载刘备因六件事而涕泣,而小说《三国演义》却说他因三十件事而哭泣近百次。史籍中刘备哭泣的原因主要是痛惜人才;小说夸大、渲染刘备的哭是为了突出他的仁德、义气,其效果则是毁损了刘备的形象。逆境中成长壮大的刘备并不轻易哭泣,哭泣不是历史人物刘备的性格特点。

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

晋代史学家陈寿以很高的史学才能,将汉末至西晋数十年纷繁复杂的史事,撰成《三国志》六十五卷,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刘宋学者裴松之奉诏为《三国志》作注,博采群书,兼收并蓄,内容丰富,甚得宋文帝称赞,云“此为不朽矣”。这样便产生了《三国志》与裴注孰优的问题。 贬裴注的人们说它繁杂。大家经常称引的有唐代刘知几《史通·补注》的那段话:“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作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还有叶水心就把裴注贬低得更厉害,他说:“近世有谓《三国志》当更修完者,盖见注所载,尚有诸书,不知寿尽取而为书矣。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也。”（《文献通考》卷一九一）唐代文中子王通称赞《三国志》笔削高处遍马班（详《文献通考》卷一九一》）。大体说来,贬裴注而褒寿书的竟见是裴注芜杂而寿书笔削甚高。

析《三国志·魏书》及裴注中散骑官若干问题

散骑官在《三国志·魏书》及其裴注中是一类官职的统称,或以独立的官职,或以兼管、加官、赠官、嗣官等形式出现。《三国志·魏书》及其裴注中出现的散骑官主要有散骑侍郎、散骑常侍、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讲、散骑中书侍郎、护军散骑常侍;涉及的时间主要在三国曹魏时期,少量涉及西晋。对散骑官的研究是魏晋时期官职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对这一时期散骑官的设置、构成、选任、权限的研究,将有助于散骑官体系的整体研究。

《三国志》裴注与《太平御览》引东晋孙盛著书异文研究

晋代史学家孙盛著书颇丰,其佚文资料在《三国志》裴注和《御览》中均有征引。这两部书所引孙盛著书存在大量异文,对这些异文现象进行分析,可以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一些资料参证。裴注与《御览》所引孙盛著书中的异文文字主要有通假、异体、古今三种形式,有些文字上的讹误主要是因为音近或形近而造成的。异文词语基本上是同义或近义关系,根据异文所指相同可以推出相关异文词语的语义。